第76章杨通惠、黄杰忠的后半生

杨通惠与时俱进，当年宣传抗日是爱国青年，在秀山解放的第一时间就向共产党、解放军靠拢。

秀山解放的头一天（1949年11月6日），熊绍韩、周之桢、杨通惠等避离县城，到乡下肖家槽一个山洞里躲藏。熊、周两人都说，这里离县城太近，怕打仗，还是走远一点到涌洞去为好。杨通惠说：“我不怕，我不走了！”其真实原因是小脚走不得远路。

当杨、周到涌洞时，看见除熊绍韩外还有王西之、袁半农、陈荣惠、熊崇明、刘光烈、陈筱竹、石维涛、钱汉杰等各乡镇头头们正在观望等待消息。

两天之后，周之桢从涌乡洞来肖家槽找杨通惠，周、杨两人一起回县城探听消息，时逢共产党接管了县城后，正在解放军吴思引科长的主持下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解放委员会。

杨、周简单地介绍了县里的情报后，第二天，熊绍韩等人就回到县城。熊绍韩回来当天，就与吴科长见面，接受任务。

经过反复推选，最后推荐熊绍韩为解放委员会主任委员，欧百川、涂逸之为副主任委员，杨通惠等人为常务委员。大家议定要杨通惠、周之桢二人去涌洞乡找熊绍韩回来。熊绍韩回来后，就与欧百川、涂逸之、杨通惠等人积极组织粮秣，保证解放大军顺利西进。

杨通惠识时务，顾大局。在秀山解放时与社会有识之士一道，主动靠拢共产党，向人民政府交出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档案资料，并通知各区分部停止活动，他配合人民政府说服教育各界人士，深入乡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帮助共产党瓦解敌对势力，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努力。

在他的移交报告（此报告是1950年12月补写的，以下括号内的话均为编者加的）中写道：

1. 国民党秀山县县党部及器件（没有武器）电台、收音机、电话机等。原有文件印信公物书刊，已于1949年11月解放时，分别造册移交公安局。私人有照相机一架，亦已交公安局。

2. 县党部（组织情报）：有执行委员五人，候补执行员一人，监察委员三人。1948年以前县党部尚有经费，有工作人员伍胜卿（秘书）、李伯衡、刘征君（干事）、江保华（录事）等四人。从1948年起，即无经费开支。省党部指示所有人员自行转业，县党部经费自行筹集，如筹集有经费可留干事一人。当时我代理书记长（原任书记长吴纵言因案被秀山伪司法处拘押后），对党部工作已感到空虚苦闷，即经营小百货维生。实际上未作党部任何工作，仅负名义，因规定书记长执行委员始得充任，除我外，其余执行委员均有其他工作职务，所以我当时一再请辞，省党部均置之不理。所有委员的花名册，已于1949年11月移交公安局，县党部直属区分部两个，区党部两个，乡镇区分部30个，均系1941及1943两年内涂逸之、吴纵言两人任书记长时先后建立，以后人员变动亦未开会重新改组，因建立时系以当地乡长、校长等为书记，以便集求党员。四年以内，县党部对各区分部皆无任何指示或领导任何活动。所以各区党分部组织名册已于1949年11月连同文件移交公安局。秀山（国民）党员一千一百余人，惟因县党部未办理党员移转手续，党员亦不重视党部组织，固有在组织以外党部尚不知道之党员。前已将党部所有党员造册，连同党员原始名册交公安局。至于党部以外的党员，多数是在外县国民党机关里面做过事或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做过军官这些人。

3. 1949年12月，酉阳地委梁岐山政委，带熊绍韩、杨通惠、涂逸之等人去酉、黔、彭、武、涪各县去受教育又于1950年3月列席川东行署第一届委员会议后，杨通惠写的一篇总结，说出自己的思想转变和觉悟的提高经过：“1949年12月，我随同地委梁岐山访问酉、黔、彭、涪等县，受到专区首长们的亲切照顾与真诚的关怀，使我感受到在反动统治时代，从未得到过的亲切和温暖，我体会到革命的友爱，才是人类真正崇高的感情，使我深深感动，我看见一个首长都是那样的朴实诚恳，他们分析问题是那样的细致科学，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和政治修养，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我也逐步认识到了解放前的丑恶，我追悔我的过去真是无限悲痛，我痛恨反动统治的黑暗社会，对我的毒害太深，然而我更恨的是我自己。我感激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抱着‘共产党以国士带我，我以国士报之’的单纯感恩观点回到秀山工作，我因为自己历史污浊，在旧社会所中毒害甚深，所以自卑思想非常严重。1950年3月，我担任了秀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驻会委员，后又列席川东行署第一次委员会。熊绍韩先生被任为行署委员，通过这些事实，体会到共产党对旧人员的争取和教育，对民主人士友爱团结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给我极大的鼓舞，我懂得分清敌友界线，爱恨分明，才消除了一些自卑思想，认识到自己应该积极努力，认真学习，痛改前非立功赎罪，才是光明大道，如果自卑消极，不求进步，不仅辜负了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并必将被时代所遗弃，永远成为人民的罪人。我看见解放才半年多，就稳定了十余年的通货膨胀的物价波动，我看见了地方秩序还很混乱，国家经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各项建设，我非常惊喜，我对日渐建设起来的新社会发生了热爱。在川东行署第一次会议中，我还听了魏思平副主任关于反霸减租退押的报告，我为革命热情所激动。我衷心拥护，在会上我表示我不仅要放弃自己的立场，向人民低头认罪，而且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

4. 1950年8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城内创办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解决城区照明问题，以时任各界人士人民代表会常务副主席的杨通惠为首组成筹备小组(以及为董事长）按照县委、政府的指示，发动各机关单位，各人民团体，以及私人，将结余资产投资来兴办电厂，共筹集公私股金32000多元，按每月五元一股填发股票，计算股息成立秀山解放后第一个公私合营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秀山县大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划拨朝阳街公房作为厂址，并新建木结构平方200平方米来作厂房，同时在武汉购回110伏15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一部和40匹马力的汽车头内燃机的能源，再带动发电机发电，12月份安装、架线工作陆续完工，1951年元月份，正式发电，通电，开创秀山用电照明的历史。

   秀山原国民党的常备武装人枪四百多慑于解放军的威力，避于乡村，撤退在里仁乡的罗堡寨，等待时机反扑。1949年11月27日，熊绍韩、杨通惠两人受地委组织长王磊派遣去石堤招降袁文述所属的两个中队。杨通惠利用里仁是自己家乡的关系，熊绍韩就利用大队长袁文述是自己表亲的关系，两人深入罗堡寨向袁文述等人讲解共产党政策，讲清当前形势，作他们的工作，谈了两天三夜，又到田子霖家，向熊从龙、田子霖开导，最后他们带着三、四、五等三中队到县受招。酉阳军分区唐兴盛政委还在涌图给这几个中队人员讲了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入员的政策，同时还安排这批人员的住宿。由于这一举措的实现，使秀山的社会得到短暂的稳定。后来，这三个中队又相继叛变。

   杨通惠在解放初期，先后担任秀山解放委员会（后改为咨询委员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驻会委员、副主席，秀山县电厂董事长，秀山县油厂负责人，秀山县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4年以来，先后担任秀山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科长，林业科科长，农林水利科副科长、秀山县林业局副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秀山县委员会第一、二、三、四届驻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第五、六届长常务委员等职。杨通惠在解放后的四十年里，为秀山经济的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团结，辛勤地工作。他一生勤俭朴素，深知生活的酸甜苦辣，对铺张浪费、请客送礼、不正之风、工作不负责任等现象非常反感。

   他1990年初，向县政协干部彭茂群谈起他去参加四川省政协常委会路途的波折，他说：“我们的的小车准备送我到彭水上船去成都开会，为了少走几十公里，车子不走黔江而进过酉阳的苍苓龚滩去彭水，车子快行至鹿角，又由于跨山阻止去路，于是我们车子上几个人只好下车，攀山过去，车子回秀山，在鹿角区2打电话去彭水县政协，找车子来接，正好彭水县政协车子又不在家，找到某单位一小车，此车驾出彭水不远，坏了，又修整很久，当车子到鹿角时已天黑了，我们几位便匆忙赶车到彭水，在彭水县政协热情接待吃罢晚饭，已是深夜十二点，紧接上船住宿。第二天，船行一天，第三天早上到重庆，下船后匆忙跑到黔江地区驻渝办事处，问预定去成都的火车票（因在他为出发前，秀山政协已电报办事处预购火车票）。从朝天门乘车去江北，到办事处已是十点左右，会见一个女同事，她说：“不知道，要等他们的主任来。我在那点等到下午三点，在一张椅子上躺起，口干舌燥，他们主任来了问及订票之事，说：”今天没有票，要等到后天去了”。后天会就开去一大半了，我此时心里好不愉快，没有办法，只好去我弟弟家（在重庆市居住）谈及此情况（此时成都会早已谢幕了）弟媳就说她们单位明天晚上有车子去成都，我就趁她们单位的车子通宵赶路，清早到成都下车，我满身肿胀、神志不清，在大会住宿处休息了一天，勉强参会（分组讨论会），参会两天，那个车子要回重庆，我又怕路途波折，于是会议未完就请假随车回重庆，在重庆休息了一天，就离职重庆回秀山。”他谈起这次参会的路途经过，长叹一口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他不计较这些，不怨什么。

   杨通惠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工作，也是俭朴的。在一次陪同省政协几位领导来秀山视察工作的餐桌上，彭茂群给杨盛饭，他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干饭了，饮食吞不下去。”我才知道他的食道有问题了，重病缠身还坚持工作。他把上万言的《秀山土家族族源再探》一文稿子亲自交给彭茂群时说：“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按原编委分工任务）又谦虚地说，“请你修改，你是老师！”第二天，他去医院检查，发现已是食道癌，转重庆军医大治疗，重庆医院确诊，几天过后就动手术，在省、市领导的关怀下，医生的高超技术，手术很成功。半月后伤口愈合，他就强烈要求回秀山，医生和他弟弟等人劝阻均不行。他说：“每天住宿费40元，加上医疗费，开支很大，秀山还很穷。”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满足他的要求，用车接回来。

   到家第二天，彭茂群去看他，他说：“书稿编好了吗？我不能帮你忙了！”（实际上他是主编），这是他给彭茂群最后一句听得清楚的话。过后两天，他的病复发，住进县中医院，彭茂群去看他，他对彭茂群说了几句话，但我没听清楚，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

   彭茂群1991年去成都采访熊绍韩老人，熊问到杨通惠去世情况，谈到杨的往事，熊老流着眼泪说：“我接到他去世的电报，本想送个花圈，送上八个大字‘恭敬桑梓，鞠躬尽瘁’，后来又想人埋了就算了，请你在他的传记上添上去，他干了几十年，他的死，我不仅是为亲戚关系（熊的侄女婿）悲痛，也为地方丧失一个老人而悲痛！”

   彭茂群与杨通惠老人接触，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彭茂群感到他的为人处世外圆内方，大则社会与国家，小则家庭与个人，都是对外宽容和谐厚道谦逊，对内严格要求，为人师表，值得各界人士尊重爱戴。

       杨通惠亲笔撰写秀山各种史料，参予编写《秀山民族概况》一书，编译光绪版《秀山县志》，撰写20余万字的文史资料，编辑《秀山文史资料》一至五辑。他说过：“文史资料是统一战线工作，它的影响作用是不能拿人民币来计算的，要多出一点文史资料，把秀山的史实记录下来。”《秀山文史资料》每出一辑，他所撰写的稿件几乎占四分之一的篇幅。杨通惠不但自己掌握了秀山的大量史料，而且也很珍惜秀山县志，聘请刘向阁先生搜集了四年资料得到不少。但在解放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把搜集的资料全部丢失了，真可惜！在1986年4月的一次县政协主席扩大会议上他提出：“秀山花灯戏被列入四川四大剧种之一，应很好的保存下来。剧团对花灯资料的整理已完成百分之七八十，现在趁老花灯艺人在，要把动作摄下来。”作为一位秀山老人，对秀山的文化遗产如此关注，真令人敬佩。

   1949年，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黄杰忠谢绝了再做国民党反共军军长，甘当共产党秀山西路劝导组总组长，努力转向人民方面。9月下旬，黄杰忠从成都途经酉阳回到秀山，正遇宋希濂的两名高参来请欧百川去恩施组织相当一个军的反共部队。欧不愿去，便介绍黄去，被黄一口回绝。不几天，接李堂来信要黄速去桂林，拟将新九军长官交与黄做。黄到桂林后，白崇禧要他当川黔桂边区绥靖总司令，黄坚持拒绝，立马回到秀山。1950年6月，秀山人民政府要黄协助政府办事，承担起秀山西路劝导组总组长一职，与县人武部长李治武一起，日夜开展剿匪征粮。当时土匪猖獗，粮食青黄不接，征粮区域因土匪分占，给养十分困难，黄一面劝导邻近为匪人员回来自新，一面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又在附近有粮人家劝助一些，共得粮食30多挑，组织群众，敲锣打鼓，随同李部长一起护送到县城，供奉给人民政府，解决了暂时的困难。在改造自新期间，黄杰忠诚心接受改造，贡献出早年营生的木匠手艺，教会了打桶木工100多个。1955年冬，在平凯跳进寒冷的梅江河救起落水儿童，先后出席县、地、省劳改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2年提前释放回农村与亲人团聚，1977年6月9日，摘掉反革命帽子，这个人称“人屠夫”的黄杰忠，终于获得新生。1982年被推举为县政协委员、常委。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晚年的幸福，完全是共产党的英明政策给予的，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真是光明的环境育新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