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收复秀山

 时值大军过境，急需筹集粮秣支前，开展征粮工作刻不容缓。秀山是四川东南门户，部队指战员经过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长途跋涉，生活十分艰苦，好久没吃过一餐像样的饭食，早就盼望着在川后的第一站——秀山，能改善伙食，再是把米袋子装满，而当时面临的困难却特别大，一是国民党秀山县李琛在溃逃前所实行的“坚壁清野”，公路沿线十里内的居民、粮食、柴草大部分被疏散，很难筹集到粮食；二是不法地主、富农和反动的乡、保、甲长对征粮工作明拖暗抗，阳奉阴违，设置了重重障碍；三是国民党散兵残匪不断对征粮队伍进行骚扰和袭击，因而加大了征粮工作的危险和困难。

    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初到秀山，由于条件恶劣，人地生疏，加之人员配备不足，征粮工作十分困难。但他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惜流血牺牲，深入到山区农村、土家苗寨，在统战人员、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乡、保、甲试行按田亩计征的政策，在不长的时间内，征集到大批粮秣，有力地支援了大军过境的急需。

第五区即龙池区，设在宋农街上，当时王田心任第五区副区长。

1949年7月，为了解放西南，二野在各军抽调一部份排以上的副职干部，组成地干总队，准备到新区后下地方工作。王田心当时任十一军二十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接到调干通知后，就到安庆报到，集中学习，因形势发展很快，学习期未满，就通知南下。他们一行从安庆到南京，待命南下。十月初，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向西南进发了。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到常德休整。此时，地干部总队编入西南服务团，王田心被分配在四支队秀山中队，并宣布他任秀山县第五区副区长。

11月19日胜利到达秀山后，五区的同志立即下区征粮，当时，征粮政策是按田亩计征，地主阶级就明拖暗抗，工作非常艰巨。他们发动和依靠基本群众保护公粮和通讯设施，随时准备迎击土匪袁文述的袭击。同时抓紧开展征粮工作，在很短时间便征到公粮一万多斤。

到了1950年元月底，接到县里的通知，回城开会。这时，各地反动武装相互勾结，四处暴乱。元月23日到27日，溶溪区匪首陈光佩，两次大暴乱，我干部、战士多人被残杀，区公所被烧毁；元月29日，已收编的国民党县中队杀我军代表叛变作乱；县内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封建武装，乌鸦一片向县城逼近，形势很危急。显然敌人趁我主力部队直捣重庆之际，妄图一举扼杀我新生政权。县委根据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严竣的形势，及时作出迅速转移的决策。

1950年元月30日凌晨，全体干部一起撤离县城，向南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北去，深夜抵达离县城近70华里的妙泉乡。当时，妙泉场上的老百姓都全部离家躲藏，找不到粮食，多数同志一点东西未吃，又继续前进了。

五区的五个同志，都是从部队来的，认为国民党八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打垮了，区区几个毛毛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撵得我们到处跑，内心真有些不服气。同时，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睡觉了，赌气要弄餐饭吃，歇一歇再走。谁知饭后一躺，都睡着了，一觉醒来，不好了，队伍不知走好远了，往何处去呢？五个同志在街上一个碉堡里研究，队伍已经追不上了，决定还是回宋农去！

妙泉、宋农与县城，成为一个长长的三角形。此去一路都上数十里山间小路，为了安全起见，找妙泉乡留用的乡干事孙顺远，找来一条小船，顺梅江河到葛毛登岸。

走到宋农土王庙后，我们五人就分开行动。由在部队当过排长的王大友和当过班长的孔祥发，先到街上侦察敌情，见未有其他动静，就一起到宋农（区公所所在地）。

他们进了区政府就按事先商量的计划，把留用的乡长袁半农和县参议员熊振烈找来。为了防止土匪下毒手，就叫袁、熊两家人连同他们的婆娘儿女，全部撤上街背后小山顶的龙凤庵里居住，并允许袁带上手下的十几个枪兵，同王田心一行一起守卫上山路口。王田心对袁、熊两人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暂时不能离开庵子。”实际上就是把他们软扣在山上，利用他们对宋农地方的控制能力，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从地形上看，宋农街背后的这个山堡，是一座拔地而起，高约七、八十米的孤山，只有庵子前的羊肠小道和左侧壁陡的便道可通。透过山顶的树丛可以清楚地监视宋农街上及周围的活动，而山下的人却不易看到山上的情形。至于山上力量对比，袁半农和熊振烈未露反形，乡丁的十来人枪，虽是内心向背难定，不能失去防范，但表面上还听从王田心的指挥。

五个同志日夜轮流值班严密监视，如果袁手下的人敢动，他们就先收拾这个头。

王田心一行即从部队下来的5个人都有枪，有3人是连、排、班干部，战斗力比乡丁强得多，加上又来了青干班的田平、张建高和另两名区乡工作人员李光荣、田单仁等，一共9人，处于绝对优势。而且庵堂内宿营也由王田心安排，靠后山悬岩的一排房间，由袁半农、熊振烈两家人居住，当然对他们照顾得好一点。靠山门路口边的一排房间则由王田心一行同乡丁一起居住。岗哨实行24小时燃香计时，轮班执勤，每班乡丁与王田心一行各一人“密切”配合，其余休息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战斗。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菜、饮用水，皆分工袁半农筹措，由他按需要派乡丁下山搬运，反正他们有吃的，王田心一行就饿不着，勿需王田心去费心。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切实灌输革命道理，摆谈解放战争故事，启发觉悟，交流感情，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紧紧地把他们抓在自己的手里，另一个就是向袁半农、熊振烈交待党的政策，讲解大局和形势，教育他们立功赎罪，切不可去做危害人民的事，只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政府工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把他俩稳住。

一切均部署停当，得知县政府转移到了龙潭后，就花5块大洋，请人给县府送去一封信，回信同意王田心稳住不动。当然，王田心已作好准备，如果袁手下的人胆敢对他们下毒手，他们就先收拾袁半农。袁也深知，他的一切全掌握在王田心手中，不敢胡作非为，连他弟弟袁文述带领的百多人枪匪队也远远驻扎河西，不敢轻举妄动。使宋农一带的社会秩序相对地比较平静，市场照常赶场。

王田心也利用这个局面，派人联系积级分子，掌握四周敌情。有一天，袁半农对王田心说，县城周燮卿等通知他去开会，商讨选举县长，可否让他去参加。王田心说：“周燮卿等一伙，把人民政府赶走，非法选择举什么县长，是完全无效的，他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你不能去。”袁考虑不能强行，只好作罢。一次，袁半农又对王田心说：他的弟弟袁文述（收编后又反叛的县民众自卫总队第二大队长）想来见你。

王田心知其没怀好意，当即表示：要来可以，只许他一人来，不许带枪。袁文述见无机可乘，就没有来了。

10天后，王田心向暂住龙潭的县政府捎信就送不走了。袁半农对王田心说，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今天驻里耶的解放军来好多人赶宋农场；他建议王田心一行同解放军一起去里耶暂住，安全一些。王田心觉得他完全是好意，可免遭不测。

王田心得知土匪正在猖獗的势头上，他们正在县城闹腾着要选择县长。这时我军的主力部队尚未回师清剿，县里的同志在百里以外的酉阳龙潭镇。他们五人抓军深入山乡僻壤，时间久了，敌人是要来“吃掉”他们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王田心准备带领区里所有成员往湖南里耶转移。

王田心上街一看，约有一个排，是往天常来赶场的解放军，有的相互认得，这次是来买过年猪。王田心找到领队的同志联系，说明他们当前的处境，打算转移里耶暂住，他们完全赞同。于是就带领区里所有成员（共9人）与驻里耶的解放军一道前往里耶。走之前，留下张金用和张正友他们两位地方干部监守新碾子的粮库，并对袁半农作了交待走之前，宋农留下两名地方干部监守新碾子的粮仓，并对袁半农作了交待：”要保证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的安全，保护粮仓和一切通讯设施等，如有人胆敢进行破坏，我们一定要回来算账的。”

腊月25日（1950年2月13日）下午，王田心一行到达里耶，受到四野部队同志的热情接待，与他们一同食宿，住了五天。

到了大年初一，王田心估计政府很可能在年关打回秀山，想趁春节回宋农看看秀山县的情况。向里耶部队领导说明这个想法后，对方表示赞同，并让他们每人选一条好枪，带上足够的子弹，于农历正月初二离开里耶，乘船回宋农。行至高桥时，就听到了秀山县人民政府已同解放军一起打回县城的消息，王田心一行真是高兴极了。

一回到宋农，王田心打电话与郭殿祥（当时任五区的区长）取得联系，核实情况准确无误，初三他们就到县里接受新的任务。

由于王田心他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紧紧依靠基层群众，使一万多斤粮食未受损失，为县委返回秀山后的吃粮问题和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西南服务团在秀山，最使我感动的是当时到处人民都唱一支歌“解放区的天是明郎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秀山解放初期西南服务团成员王崇玉、王光、张友谷、叶忆里等成立贸易公司，解决人民生活急需品、打击奸商、平抑物价，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粮食局长张鸿洽每到一年收粮，惜粮如金，掉在地上的谷子一粒一粒捡起，深深教育广大征粮干部爱惜粮食。收割时用户芦席垫在地上，一天下来就节约不少。

人民的好区长王田心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执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秀山县最后开始征粮的三个乡，人民群众热情非常高涨，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来送粮，唱着歌：“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太阳落山了，送粮的人民群众还人山人海，不断涌来，若下班休息睡一觉，明天一早再收吗？那就要使广大群众受冻饿一夜。又想起“人民政府爱人民呀”，怎能让人民受冻饿。区粮库主任王守美同志用在西南服务团学到的理论鼓舞征粮干部说：“人民群众送粮热情如此高，我们的部队中有句话，谁是英雄谁好汉，战斗中来比比看。”

征粮如打仗，王守美一提出“谁英雄谁好汉，征粮工作中来比比看........”，征粮的小青年们就大受鼓舞，一致说：“粮食来多少，我们收多少，坚决收完!”。这样,一连坚持了四天四夜没有睡觉。同志们眼熬红了，没有人提出什么加班补贴，令人感动，始终难忘。

1949年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酉阳军分区一团（又名柳支队、川东军区十三团）从湖南常德出发，随二野主力沿川湘公路向大西南进军。当时柳义文任这个团的副政委，因团长、政委尚未到职，部队的指挥是柳义文同副团长赵金瀛共同负责。由于大军胜利挺进，国民党防守川东、鄂西一线的宋希濂部闻风逃窜，一团离开常德才三四天，属酉阳军分区所辖的秀、酉、黔三县即宣告解放，急切等待接管。18日进至湘西所里（今吉首市）便奉命将一团二营三个连全部分遣，从所里乘车赶赴秀山、酉阳、黔江3个县，分别编为3个县的县大队，实施接管警备工作。21日在秀山县人民政府贴出布告的同时，一团作为军分区的机动兵力，也驻扎秀山县城，协助县政府抓好接管。待局势稍定，便调至酉阳与秀山之间的龙潭镇维护这一带治安。接着二野交警支队一部，补充编为一团二营的建制序列。此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便逐步担起了秀山剿匪的重任，与县大队及各路友军紧密配合，在一年的艰苦岁月里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敌对武装力量及其裹胁的群众队伍共9900多人，实现全县基本净化。

一团进驻龙潭后，首先主要是了解情况，维护交通治安，支援大军西上，展开接管和争取地方武装团队投诚。

当我大军过后，县里兵力单薄，还未来得及散藏民间的大量兵器，匪患便乘虚四起。特别是12月初，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庹贡庭秉承张群、阎锡山旨意，由重庆返回酉阳，召集陈铨、谢建安、杨树臣、瞿波平、彭雨清等地方武装头领，组织“川黔湘鄂人民救国军”，并委任秀山县杨卓之为该军“第八纵队司令”，杨便在秀山加紧勾结煽动地方各级当权派，策反已降我之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县长李琛，秀东熊子云，秀南简国安，秀北陈光佩狼狈为奸。一面造谣盅惑人心，说什么“国民党已经打回来了，正在总攻长沙和涪陵”，一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县组织反革命武装达39股，4000多人枪。到处破坏公路交通和通讯设备，阻止群众向我交粮，进而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我工作人员，使局势变得极为严重。

1949年11月，石堤乡乡长黄增尧、副乡长彭心纯在秀山首先发动了叛乱暴动，成了秀山县叛乱的带头羊。

我方由于进军的节节胜利，得以调兵反顾，川东军区陆续给酉阳地区派来了九五团、一百团和五四团、九四团各一个营，大大加强了地方军事实力，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克敌制胜的条件成熟后，地委和军分区决定派一个团开赴剿匪前线。

12月初，涪陵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率领解放军酉阳军分区一团（又名柳义文团、川东军区13团）开赴秀山剿匪，因柳支队团长、政委尚未到职，便由副政委柳义文、副团长赵金瀛率领。    

12月4日，涪陵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亲自率领一团三营开赴石堤等地剿匪，当日作战，虽然以强大的火力和五名伤亡的代价，压制和赶走了敌人，但暂时不能全歼黄增尧匪部，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龙潭，以保卫秀山县政府的安全。

1950年元月上旬，先后分遣部队进击巴蕉坨和麻旺两地匪徒，更付出了伤亡两个排、一个班的惨痛代价。面对当时酉、秀、黔匪势猖狂，多达152股、15000人枪的严重局面，我方只能按照分区指示，以全力确保龙潭的安全，使元月30日秀山失陷后，撤离县城向龙潭靠扰的县人民政府得以站稳脚根。待机收复秀山。

撤离县城的县人民政府，一路安全靠的是县大队的忠诚警卫。

中国人民解放军川东军区酉阳军分区秀山县大队，是紧密配合秀山人民政府行使接管工作而组建起来的第一支秀山地方人民武部队。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一军补训师一团二营第三连，段丽阳当时在这个连当连长，戴守业任副连长。1949年9月随大军南下，沿川湘公路向四川推进，11月18日抵湘西所里（今吉首市）后，段丽阳所在的二营各连，便奉命分遣秀山、酉阳、黔江三个县，改乘汽车赶路。19日与秀山县委、县政府到达秀山后，三连便改称县大队，宣布任命段丽阳为中国共产党秀山县委委员、县大队副大队长，张茂德为教导员（不久病逝，后未公布新的人选）。大队长则由县委委员、副县长汤吉震兼任。大队部没在县府近旁。

秀山县大队从1949年冬建队，至1952年整编，在这两年多时间中，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和要求，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开初，在大队以下，只有从一团二营改编过来的三连这一个连队，共90人枪，由戴守业任连长，郭梦迟任指导员。1950年元月，鉴于秀山土匪猖獗，上级又从一团增派一个连的兵力，纳入县大队建制，编为一连，连长是展庆庚，指导员是王振明。1950年夏季，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后，又从第一、第三两个连队抽调一批干部战士，组建第二连，任命吴保水为连长、张竹文为指导员。第四个连队没有编番号，只称为建制连，是在剿匪基本结束后，撤销七个区的区中队，吸收其部分人员组建而成。任命宋文义（原七个区的区中队）为连长，梁福厚（原六中队指导员）为连指导员，田昭斌（原五区中队指导员）为副指导员。全营干战人数最多时达500人以上。

县大队自身的名称也改变过两次。县人民政府从龙潭打回来不久，便把县大队改为营的建制，称为秀山县独立营。以后在剿匪基本结束后，又改名为警卫营。从改为营的建制开始，段丽阳便被任命为营长，组织系统便相似于团的架子。营政委是县委书记于吉仁兼任，郭振泰、李凤山相继担任副政委，参谋长是霍跃儒。营部的军、政、后指挥管理体系也相应逐步完善。在军事指挥方面配有：书记张传惠、见习参谋李李逐梧、杨昌明，军事教导员王金山，通讯班10人，侦察班12人，机炮排由薛余三、葛树培负责。政治工作部门也配备了特派员伍国彦，政治干事陶树旺，保卫干事赵成功，青年干事杨筱明，文化干事杨泽。后勤部门设有：管理员任达荣，卫生队长艾如凤，司务长李凤道，还有炊事班。当时这个配备状况，基本上适应了一个县的工作要求。

县大队从初建到改称独立营、警卫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经历了开辟新区最复杂、最艰难的阶段，具体承担了大约六个方面的任务。即：警卫县委、县人民政府，保障首脑机关的安全；清剿国民党残匪，连续不断作战；派队护送运输盐巴、土产的车船，防备土匪抢劫；组训管理区、乡人民政府；不断给上级领导机关培养输送了30多名警卫人员和干部；还要看守监狱。那时的监狱在西街的“猫猫馆”里，设备很差，关押的亡命徒，曾抢走过卫兵枪上的剌刀。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任务，例如，派出一个排去沅陵接送贺龙在长征时期托人照看的女儿。在上述各方面的任务中，最繁重的还是前面四项。

首先在政权初建的条件下，做好县委、县府的警卫工作，搞好县城的治安，就十分艰巨。特别是大军过后，县里的武装部队仅有老三连的八、九十个人，因兵力空虚，土匪乘机兴风作浪，就像按住了瓠瓜浮起了瓢，顾得上这头顾不上那头。1950年1月6日高竹梅火烧梅江场，就派不出部队去制止。稍后上级增调来一个连，元月23日陈光佩武装暴乱，攻打我溶溪区公所，派连长展庆庚带一个加强排，配合县委工作队去收埋烈士遗体，还遭敌人围困，牺牲了10多人。这段时间，县大队往往忙得通宵不眠。所以在元月29日晚上，县委开会决策守城还是转移时，段丽阳坚决主张实行战略转移，以保存实力。当晚午夜，县府带领近千人员撤离县城时，因县大队大部份同志还在外面护送车辆，干战只有七、八十人，既要前防敌人阻击，又要后防敌人追兵。特别是30日晚上，保护县委、县府及区乡全体工作人员，掉转方向由观音山出红岩经官庄，沿川湘线夺路突围，奔赴龙潭时，在长达百多华里的行程中，边打边走，每打通一段，占领了公路两旁的制高点和重要路口之后，再前进一段，虽然县大队的同志很累，而且还有两人在战斗中负了伤（一个是张传惠同志，负伤后抬着跟上大队伍，另一个负了伤的同志，当即住在龙池老百姓家里秘密养伤），但终于保证了县委、县政府绝对安全地转移到了龙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二野司令部到达重庆后，根据川东地区的匪情报告，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先后给酉阳地区派来100团、95团以及川东基干团和54团各一个营的兵力，加强地方军事力量和平叛剿匪，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关键时刻，酉阳军分区伍国仲司令员带来了一团。一团这个整团的兵力，协助人民政府，趁春节敌人不备的有利时机打回秀山。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社会的安宁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剿匪的命令。　　

秀山县委与当地人民解放军驻军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执行剿匪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参与。在剿匪斗争中，县委自始至终坚定地执行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为了配合、促进军事进剿，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全县组织动员上万干部群众，先后抓了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分别在3月、6月和10月召开了第一届第一、二、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县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熊绍韩、欧百川、杨通惠等17人组成的各界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执委，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派人随同进剿部队做政治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二是县、区、乡、村层层建立清剿委员会，剿匪部队的各级干部驻扎那乡都兼任乡长，全盘指挥军事、政治、群众工作，使一切行动都服从于和服务于进剿；三是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发动农会、妇女、儿童参加搜山、守卡、查路条，盘问过往行人，举报匪情，布下天罗地网，敌人无路可走，无处可藏；四是组建区人民武装队伍，每个区分别抽调农民积极分子100人左右，进行政治教育和持枪训练，无匪情维持地方治安，有匪情参与搜剿；五是大力开展土匪自新运动，凡是参加过土匪活动的，都以保为单位逐人登记，因人制宜教育宽大，促使与土匪划清界线，洗手不干，争取在检举拒绝登记的土匪和抓捕敌人中立功受奖，使他们与土匪对立，削弱土匪活动的社会基础；六是开展收缴公枪和进行私枪登记，凡是参加过暴乱为匪、对抗政令的乡保及个人佣有的枪支，一律收缴，未参加暴乱为匪的公私枪支，经过登记后，持枪人必须到政府听训，义务为政府传送情报和维持治安； 七是改造、建设乡保政权，没有当过匪的乡保长照常任用，曾经当过匪的，区别其自愿与被迫、罪行的轻重、悔改的实际表现，或继续任用，或坚决撤换；八是坚决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罪大恶极既坚决镇压、又彻底追赃，以分配追退出来的赃物使群众得到实惠，进一步调动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八大措施威震敌胆，钢铁重拳击向土匪。

1949年12月至1951年2月，秀山的剿匪斗争历时一年多，大至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元月），匪患乘机四起，秀山县城失陷，杨卓之与各路反动武装夹击秀山县城，县人民政府被迫于元月30日转移到酉阳龙潭；第二阶段，（1950年2月至4月）收复秀山县城，扩大控制地盘。川东军区剿匪主力分两路向秀山轻装急进，然后四面围困秀山县城，一举收复秀山县城；第三阶段（1950年5月至9月15日），全县匪势再起，敌我相持对峙。各路匪徒不断向我中心地区袭扰；第四阶段（1950年9月16日至12月底）。开展东西会剿，实现全面净化，剿匪斗争取得胜利。　　
    
    我方由于进军的节节胜利，得以调兵反顾，川东军区陆续给酉阳地区派来了九五团、一百团和二四团各一个营，大大加强了地方军事实力，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川东军区派来的剿匪主力九五团抵达酉阳、军分区的攻击力量得到加强后，便遵照军分区的作战部署，于吉仁奉命正式组成秀山县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任指挥长，副团长赵金瀛任副指挥长，秀山县委书记于吉仁任政委、柳义文任副政委、统一秀山剿匪事宜。决定与九五团扫荡酉东相呼应，抓住旧历年关，乘敌不备，于正月初一进击秀山。

县委、政府转移到龙潭住了18天，这段时间，敌我双方力量都在发生变化。

1949年12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预筹设置酉阳地区，驻地酉阳县、辖酉阳、秀山、黔江3县（之前秀山属涪陵地区）。1950年2月2日，中共涪陵地委遵照“川东区党委通知将酉、秀、黔三县划定为酉阳地区，设酉阳地委。

秀山县委、县人民政府驻龙潭期间，一面组织干部学习整休，用血与火的斗争事实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决心；一面不断派人回秀山了解敌情。

2月6日，酉阳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在龙潭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收复秀山。成立了秀山县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任指挥长，一团副团长赵金瀛任副指挥长，于吉仁为政委、柳义文为副政委，汤吉震、李同、梁延德、张起霄为委员。克敌制胜的条件成熟后，地委和军分区决定派一团这个整团的兵力，协助县人民政府，趁春节敌人不备的有利时机打回秀山。

2月8日，酉阳专员公署正式成立。

这期间，川东军区派来的剿匪主力九五团抵达酉阳，军分区的攻击力量得到加强。一九五O年二月十六日（腊月三十），分区伍国仲司令员亲来龙潭作动员，遵照酉阳军分区的作战部署，正式组成秀山县剿匪指挥部，由军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任指挥长，副团长赵金瀛任副指挥长，县委书记于吉仁任政委，柳义文任副政委，统一指挥秀山剿匪事宜，决定与九五团扫荡酉东相呼应，抓住旧历年关乘敌不备，于正月初一进击秀山。

此前，秀山县各级旧政人员，被接管过来全部任用，没有伤筋动骨。不久，他们见刘伯承、邓小平带兵打宋希濂、打胡宗南、打杨森去了，就坐井观天，误判局势，区区反水，乡乡叛变，一时闹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幸得于吉仁、汤吉震临危不惧、领导有方，加之大别山英雄李子武当县人武部主任，率县大队保护秀山县新生政权暂往邻县酉阳龙潭撤退，并安全到达目的地。

2月17日，在赵梁材指挥下，率领军分区一团全体干战和秀山县大队、县政府工作人员，从龙潭出发，行至酉阳县的苦竹后，分溶溪、妙泉两路向秀山轻装急进，然后四面围困秀山县城。其兵力分布为：一营在苦竹分路，经溪口巴蕉水、平阳盖龙脑至清溪，堵截杨卓之退路；三营行到官庄向左、经三角岩过官舟桥直插平凯，阻击周燮卿溃逃湖南；县大队行到官庄向右，由泥沟河过梅江河，经太阳庙迂回城北涌图，截击陈光佩部逃窜平阳盖；二营随指挥部和县府居中，进至七星集结待命，负责正面攻击县城东南，由东向西将反革命武装赶出县城，一举全歼于城外的飞机场。

1950年正月初一，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吃晚饭，饭后就马上集合队伍出发了。

1950年2月18日，人民解放军拂晓发起总攻。一阵猛打猛冲，使敌手足无措，只顾逃命，未敢还枪抵抗。　　

进入秀山境内，领导作了布置，由解放军攻城，杨志侃他们的任务是守在东门外抓俘虏，不要让土匪跑了。东方发白时（初三），城里枪声大作。

天亮了，领导说，解放军进城啦！杨志侃他们十分高兴，整理队伍进城了，对打回秀山，解放军攻城作了周密计划，主攻东门，包抄南门、北门，留出西门，有飞机坝，地势开阔了，便于歼灭敌人，取得了显著成果。

秀山，第二次解放了！县城人民高呼“感谢人民解放军，向一OO团致敬！”

此次战斗，共毙敌58名；俘周燮卿部少将高参及副官以下150多人；缴获电台、电话机各1部、望远镜1副、骡马数匹、步枪68支、手枪5支、子弹2337发及一批物资。　　

五星红旗又在秀山城高高飘扬。

回顾这一段艰险的历程，之所以能化险为夷，保存干部，取得胜利，是与于吉仁、汤吉震二位领导同志临危不惧、沉着应付、果断决策分不开的。于、汤二同志在工作中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坚持集体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掌握斗争策略等工作作风，堪为表率。

政府回秀山后，立即成立了剿匪司令部。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开展了群众性大规模的清匪反霸运动，随即进行了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像熊绍韩、杨通惠、欧百川、唐载飚等爱国民主人士，当时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给我们介绍了秀山政治、经济、封建派别、反动武装、土匪势力等重要情况，使他们在做出决策时，心中有数。他们在安定社会秩序、争取上层人士，减少阻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保护干部脱险方面，唐载飚先生立了一大功——当时二区区委书记郭锡禄同志遇上土匪，眼看要被抓的危急时刻，由唐先生隐藏起来，安全脱险了.......

凡此种种，使李同对秀山解放初期的这段斗争历史，对于吉仁、汤吉震同志以及同他们一道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多少年后仍时时思念、久久难忘。

美好的记忆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来自四海，会聚一家，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

团结友爱，同舟共济，历尽人间沧桑永难忘怀

我收复县城后，立即到处张贴秀山县人民政府率领剿匪大军返回秀山告同胞书，告同胞书的福音传遍秀山大地：

亲爱的秀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们：

    秀山县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是昼夜不懈为秀山人民幸福着想，忠实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政令政策，为建设新秀山而努力。在秀山人民的协助下，使广大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居乐业，秀山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共同奋斗。这目标正在进行着，但秀山少数封建势力当权者，进行谣言宣传，迷惑和强迫群众，勾结惯匪流氓分子，进行造反，反抗人民政府。初则暗杀我区干，进一步利用不坚定的伪中队长蒙蔽战士，反抗人民，里应外合，企图残杀秀山人民政府政工人员。在1月30日，四面八方包围歼灭秀山县人民政府，少数封建势力当权者和惯匪，明目张胆反抗人民和政府。

    我秀山人民政府，为了秀山人民长远利益着想，在万难之中不得不暂时离开亲爱的同胞们，离开了秀山，这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消灭造反土匪之有效措施。

    同胞们！政府离开了你们，虽然时间不久，但不免遭受一些痛苦和损失，这都是匪首给我们造成的灾难，今政府率我前方消灭蒋匪主力有功部队归来秀山，与同胞们重新见面，携起手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剿灭土匪，务须得到安居乐业。

    同胞们，挺起胸膛来，认清局势，不顾一切，依靠人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剿灭匪患，本着涪陵地区专署、军分区剿匪布告办事，坚决干脆彻底的消灭土匪。本府本着宽大政策，进行剿匪，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之原则来处置，使土匪生与死两条路选择，时机已到，望我全秀山人民，深入教育被迫被骗的胁从分子，早日回头，到政府登记，交枪投降，改过自新，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这是生路一条。凡持枪顽强反抗者，其生命财产不保，是死路一条。凡能持枪杀死匪首者，立功赎罪，政府按其立功大小奖赏，这是立功良机。

    同胞们：努力吧！为了三十四万人民之安居乐业，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和人民政府站在一条路上，协助人民解放军剿匪，断决绝匪患，恢复生产，过太平日子。

    此致

敬礼

                             秀山县人民政府

                            1950年2月17日

原柳支队四连连长张明惠同志曾写首快板，记述了这次收复县城的战斗。

秀山县城，日夜欢庆，万人空巷，载歌载舞。你听，快板《收复秀山》敲得多么欢乐呀！

收复秀山（快板）

说一番，道一番，单表解放军打秀山。

庚寅正月初一天，“柳支队”挥兵剿凶顽，

深夜包围秀山城，敌人还在打噗鼾，

拂晓发出总攻令，首先攻打城北关。

城北有个土碉堡，十来个土匪在里边。

攻打这个制高点，四连战士齐争先，

轰隆几个手榴弹，里头的土匪全炸翻。

城里敌人吓破胆，慌慌张张到处窜。

一批跑到飞机场，剿匪部队已占先，

机枪大炮齐发言，霎时送进鬼门关。

矮子老沙跑得快，灰不溜秋逃湖南。

城内、平凯、官庄的数十支挤钹队伍也来了，使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

在川、黔、湘、鄂四省交界的土家山寨，每到娶亲、嫁女和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里，总有一支或数支挤钹队伍，在三眼铳、爆竹、牛角、土号和唢呐的鸣奏声中配合着打挤钹，组成一组和谐而奇特的喜庆乐，使吉日良霄充满了欢乐、吉祥的气氛。这次参加庆祝活动的数十支挤钹队伍，就是把秀山县人民政府回秀山县城作为最喜庆的日子。

打挤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说远古时代的土家人，居住在古树参天、洞穴遍地、河流纵横的地方，常闻鸟鸣兽呼，虎啸猿啼，人们为了自卫，用敲击石块、木棒来驱赶野兽。随着人类进步，这种敲石块，击木棒进而用敲帮子、敲鼎罐盖代替，近代则变成了敲大锣。这种原始的自卫和保护庄稼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就成了今天的打挤钹。

一支挤钹队伍由四人组成。所用的乐器有马锣、大锣、头钹及二钹四件乐器。在演奏时各操一件乐器，马锣领衔，是乐队的指挥。头钹、二钹交错敲击，大锣用于填句和定段扫尾。这种严密配合、互相益彰演奏出来的曲牌气氛热闹，感人肺腑。

土家打挤钹的曲牌很丰富，据说有一百五十多套，每个曲牌不仅富于多变，而且的强烈的旋律感，群众特别喜欢听奏的有：“八哥洗澡”、“喜鹊闹梅”、“锦鸡拍翅”、“双龙出洞”、“野鹿含花”、“画眉跳杆”、“蚂蚁上树”、“梅花条”、“花枕头”、“田棒头”、“慢纺车”等，这些曲牌，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浓郁，描绘现实生活惟妙惟肖，刻画大自然风光入木三分，摸拟各种兽禽的声响和情态栩栩如生，是祖辈留给后人的珍贵艺术遗产，也是土家族文化艺术的瑰宝。

打挤钹，不仅土家人民喜爱，就是几年后从中央和省地来的客人，只要在土家山寨生活一段时期，看到娶亲打挤钹的盛况，就会被它奇特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清丽、婉转的音乐所陶醉：就会心旌激荡，流涟忘返。土家族人民深信，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它定将在祖国的文艺百花园中，闪烁着永恒的不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