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

有一天，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渐渐地诚实人开始担心自己最终将一文不名家徒四壁了，唉，还好吧，这终究还是自己的事。不，他好像又想错了。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东西，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终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了，因此他们就也开始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在异化的国度里，人们互相偷窃，社会反而一片安详。直到诚实者的出现，打破了和谐，成为害群之马。赫拉克利特解释说，善德和罪行本是不存在的。“诚实者”的罪恶并非“偷窃”或者“不偷窃”，而是破坏了既定的规则，或许这才是我们认知中的“犯罪”。

每个环境都有自己的规则，不论是白的黑的灰的。每个人都只能在那个规则下生存，挑战规则的人就是被毁灭的下场，大环境不会被个人意志所扭转。你做不成桀骜不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结局只能是戴上金箍被迫西天取经的弼马温孙悟空。

说到规则，尼采说得更狠。尼采认为，世界上本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只是不同的力量之间的博弈，当博弈的双方不想两败俱伤时，不得不制订出某种规则，并同意遵守这些规则时，公平和正义就产生了。所以，没有客观的、抽象的、永恒的正义，它总是力的平行四边行互相拉扯，最终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

尼采说，不要从历史里找规律，没有规则是历史最大的规则。尼采要求人们要有清醒的历史。尼采认为，道德是弱者的一种诡计，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欺骗”，这些禁令的受益者是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人”，就是弱者。限制强者，保护弱者，这就是道德的作用。

尼采的话虽然偏颇，但是不无启发，甚至振聋发聩。最可怕的不是这个观点，而是这个观点很有可能正确的。 明白这个道理，也许你就不会再愚蠢地发问：社会还能好吗？社会永远是不好也不坏的摆在那（平衡）。那么问题来了，做好人（善人\良心者），还是做强者？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里注意是适者，非强者。只有适应大环境的人才能成为强者，这就是顺势而为。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强者，很快也会变成弱者。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人人都想改造世界,却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事实上,很多人都疏忽了，改变自己才是改变世界的最短距离，我们只有先做适者,以后才有资格和机会做强者。

强者面前都是路，弱者面前全是山。

所以，在做一个善良人之前，首先把自己变强，才有力量去理解和保护那份柔软和善良。真正的强者，不能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迷失或者扭曲，要记得最初想要获得力量的初衷，想要保护的东西，真正想要成为的人。说到这里，貌似可以完美的结尾了，可是最后还是被尼采一棍子打醒。事实上社会永远是：做坏人有问题，做好人也有问题，做不受欢迎的人有问题，做受欢迎的人也有问题，做弱者有问题，做强者还是有问题…要是说这有些极端了，那做个中庸的人就没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