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耀千秋之8

绿叶草根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根据秀山的情况，原来组织上决定是要在那里建根据地的，当时不管是学生运动也好，农村工作也好，这些骨干都是积极去工作的。当时去干这些工作，是很危险的，搞得好就好，搞得不好就是要杀脑壳的，这些同志不怕死，敢于跟着党走，起来革命，在那种环境之下是不容易的。这些学生直接给地下党干工作，不是一般的学生了。以前叫这些学生为“职业学生”。他们不管在学校、在农村都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做的。参加“六一社”和“稚心社”的骨干，在这次学潮中被开除被逮捕的学生，基本上是地下党工作的骨干，这些同志被抓后都坚持革命原则，没有出现问题。
1949年7月间，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芦光特同志通知黄石声离开南林学院，派他到秀山地区工作，接头人是辛晓晴同志（当时在秀山中学工作），并交待除辛晓晴同志外，还有稚心社社员十多名，名字未一一交待，说辛晓晴同志会介绍的。他还告诉黄石声，秀山新批准入党的有池应兴、李宗贵、刘朝栋等三位同志，并交待了在重庆同辛晓晴同志接头的时间、地点。
黄石声和辛晓晴同志接头的地点在会仙桥下面一家茶馆内，时间是7月底。他们见面之后，辛晓晴同志主要介绍到秀山沿途情况以及要准备的证件、身份，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并商谈到秀山之后，以什么社会身份为宜以及秀山方面的群众基础等各方面的情况，接头后辛晓晴同志回秀山去了。
不久，芦光特同志又对黄石声交待，要他和刘一明、侯蜀渝等同志先到武隆县，把武隆县的地下党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狠抓一下，把基础打好，再到秀山去。他们三人是1949年9月1日离开重庆的，9月2日到南川，3日到武隆和平中学。
9月下旬，黄石声住在彭水江口镇代元霞同志的叔父家，代元霞同志系重庆弹子石小学教师，她和她的爱人以及该校教师王先来、田开森等同志都是很进步的，为共产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他们同侯蜀渝、刘一明和黄石声都有关系。
代元霞同志的叔父系江口镇盐商、袍哥之类的人物，在当地是吃得开的。利用这个关系，请她的叔父帮助送黄石声去秀山，他也表示愿意帮忙，并研究了种种办法。10月间，由于一路上有些困难正在设法解决之中，尚未成行，秀山便解放了。
解放后，黄石声在涪陵地委和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多次同辛晓晴和芦光特等同志会见，但都只谈了未能到达秀山方面的情况，而没有把李宗贵、池应兴、刘朝栋3同志被川东临委批准为我党党员一事向辛晓晴同志传达。当时，黄石声以为芦光特同志在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工作（组织科长）已经与秀山接上了关系，而他们3人被川东党组织批准为新党员的决定就是由芦光特同志交给黄石声的。因上述原因，黄石声一直未向辛晓晴同志传达党组织的这一决定，致使这些同志的组织关系长期悬而未决，受尽委屈，黄石声是有责任的。
解放后，辛晓晴曾任涪陵地区贸易公司党支部书记、涪陵地区工业局矿冶科副科长、重庆市第二建筑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此是后话。
地下斗争的烽火在秀山持续燃烧了5年之久，革命的种子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秀山的地下斗争较好地完成了地下党组织打击敌人、唤醒民众、联合各民族同胞、迎接解放的光荣任务。
辛晓晴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大家很担心他的安全，对组织武装斗争的工作，也急需得到上级指示，于是先后派“六一社”成员王烈如、刘朝栋、胡德华三人分两次去重庆，直接听取指示。
6月，辛国仕给刘朝栋留下接头暗语、联络地址后离去。7月，刘朝栋与喻朝顺研究，发展周忠成、李子敬为“六一社”社员，以加强学校工作的力量。7月底，按原规划，王烈如以考大学为名转移去重庆，刘朝栋托他找到组织汇报进步学生的处境、并要求领导人早来秀山。10月，盼领导同志来秀没信息，王烈如的联系也无回音，此时有同志发现两社骨干的活动有人盯梢，里仁联络处的李老菊催他们去领导，是否集中少数人去规划一下，均举棋不定。
这时，正值国民党李弥部队败退路过秀山，他们大肆招收青年当兵，于是决定刘朝栋与胡德华两人趁反动部队开拔时，混进部队去重庆汇报请示（因联络暗语、地址刘朝栋一人掌握）。行军至黔江，刘朝栋一人去宁育珪同志家，汇报为什么采取此手段离秀，宁同意他们的安排，并分析当时形势，嘱咐找到组织后一定通知组织会见兆丰同志，打听他们带的革命书刊藏于秀城何处，以便取出运用。到重庆船舶江心，不准上岸，直到纳溪才上岸，后即逃脱再到重庆。当时值重庆 “九二火灾”后，反动派在重庆大肆追踪共产党人，形势非常紧张，党的各组组织均已转移，考虑短时间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刘朝栋与胡德华商定，在胡德华亲戚处借了少数路费，回秀山待命。
行至彭水，从败退的反动派士兵那里得知秀山已解放，他俩万分欣喜，感到是出力的时候，就冒着生命危险（因车辆停开，国民党败兵、土匪反动地方武装到处都打家劫寨），星夜兼程赶回秀山。
回秀后，才知王烈如同志于9月在重庆接受川东临委“迎接解放”任务，与要来秀山的老同志黄石声见了面，黄还带有池应兴、李宗贵和刘朝栋3人刚被川东临委批准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来秀山通知他们的任务（由于多方原因，他们被批准入党的信息，直到1983年落实党的政策才得知，县委于是年下文给他们落实）。
在重庆，约定王烈如先返秀，给黄找一社会职业，见面后以表叔相称。王回秀城，黄接川东临委一临时任务先到武隆，11月任务完成正准备乘车到秀山时，秀山已解放，黄终未到达秀山。
1949年夏，辛国仕（辛晓晴）同志离开秀山后，没有一个领导在秀山，进步学生很感恼火。刘朝栋、李宗贵和王烈如暗暗商量去找组织，并决定由王烈如以去重庆以考大学为名离开秀山。1949年7月下旬，王烈如乘一辆军车（给几块大洋作车费）到了重庆，第二天他就按照刘朝栋临行时告诉他的办法，到重庆大川银行找辛易之，几天后，辛易之通知辛国仕来找他。
辛国仕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约王烈如到心心咖啡店楼上坐下，详细询问他走后秀山的情况，王烈如一一作了回答，汇报了两社的工作，也反映了大家急于找组织的心情。
后来，辛国仕把王烈如安排到小龙坎树人中学教学楼上一间小屋里，这时学校已放假，住在这里比较安全。
这段时间，辛国仕老师常常到这里来找王烈如，有时他们睡在一起，他给王烈如讲形势，讲怎样与特务进行斗争等等。有一次，他带来一份《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一份根据无线电广播记录下来的油印小册子，其中有好几处脱漏，只好用省略号代替，他们就在一起学习。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8月的一天，辛国仕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要王烈如回秀山去。王烈如内心不愿意，想和辛老师一道在重庆迎接解放，还想找机会考大学。
辛国仕老师就给王烈如做思想工作，讲形势，讲任务，使他最终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辛老师嘱咐王烈如回去后，要与刘朝栋等同志一起做好准备，迎接解放。他还说，为了搞好这个工作，党组织决定派黄石声同志去秀山直接领导他们。
辛国仕叫王烈如回秀山后，设法给他找一个县文书之类的工作。在重庆，辛老师安排了王烈如与黄石声同志见面，约好了暗号和接头方法，大体安排妥当之后，王烈如就回秀山了。
离开重庆时，王烈如身上带有几份《挺进报》，由于事先藏在鞋垫下，顺利地通过了一品场（巴县境内，距重庆不远）的搜查。
回秀山，王烈如也是赶军车走的。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车过彭水郁山镇，王烈如从车上看到在公路上行进的一支国民党稀稀拉拉的队伍中居然有刘朝栋，他立时意识到他是去重庆找组织的。当时车速很快，山风又大，王烈如把伞甩给刘朝栋，想暗示他不必再去，可他没有发觉。
回到秀山已是9月，王烈如把重庆的情况和党的指示向李宗贵同志作了传达。
秀山地下斗争时期，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发展的“六一社”社员20多人，“稚心社”社员50多人，两个组织都没有混进一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经解放前后40多年的革命考验，同志们都能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九月上旬，王烈如回秀山后在南门外露天茶社召开碰头会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把工作重点转向迎接解放，还说特委派黄石声为秀山地下党新的领导人，但黄到武隆后另有任务，直至解放都未来秀山。
秀山这块政治上的生荒地，经过地下党前后连续五年之久的耕耘，播种后很快就可以收获了。1948年秋，辛晓晴同志派“六一社”社员池应兴同志回农村，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
总之，1945年暑假以后，秀山地下党的活动是不断的，一共有四批，两批有支部，有两批是个别活动。地下党的活动大体上是这样三个阶段：兆丰同志他们那一阶段主要是在学生里面进行一些酝酿，对党的知识进行启蒙教育；宁育珪这一段建立了外围组织“六一社”，也通过外围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后来辛晓晴同志那一段他是一个人，主要是依靠外围组织“六一社”开展活动直至解放。秀山的组织活动是比酉阳、黔江开展得好些，解放时路过的解放军和工作队都反映“秀山的精神面貌、政治空气、标语、墙报等都是比较好的”。
不久，秀山解放了，虽然南方局要秀山特支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由于形势的变化（即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崩溃，已经超出了中央的估计提前了）没有完成，可是迎接解放和配合接管的任务，已经达到了。
当时参加露天茶社碰头会的只有喻朝顺和李宗贵。听了传达后，虽然感到承担迎接解放这样重的担子，对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因天快亮了，大家又都觉得很兴奋；于是边等领导人黄石声，边接照迎接解放军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出小册子、印传单。共编了四期，每期印数百份左右，全部由王烈如编写刻印。罗会全（又名罗毅夫，“稚心社”成员）在烈如家或会全家印刷分发。内容主要是摘录《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有关章节。还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土地法大纲》。王烈如和罗全会从重庆带回来一些新消息也印上传单广为传播。
解放军进入秀城后，两社在十字街出了两期墙报，一期是号召广大群众对解放军要热忱欢迎，要各安其业，支援解放军。另一期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二是分工王烈如、罗会全利用家父均属当时秀山上层人士的条件，找机会多接触地方上层人士熊绍韩、欧百川等，尽可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三是护校、护厂、护路、护桥。决定喻朝顺负责平凯大桥的保护，王烈如负责石耶大桥的保护。由于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大力保护，平凯、石耶两桥免遭破坏。在护校方面，因为此时探知国民党县长李琛准备把高中学生带上山打游击时，两社负责人通知学校的“六一社”和“稚心社”成员作好思想准备，组织同学“留校”。如果不成，则尽可能把枪抓到手。后来因李琛仓皇逃离县城，才了却这场战争。
四是说服外出亲友返家，带头交粮交柴，从多方面支援解放军。当时李宗贵父亲把全年收的六千多斤稻谷拿出来支援解放大军西上，受到政府表扬。钱学欧“（六一社”成员）通过家庭关系把袁文述准备要杀害的掉队解放军战士柴仲寿救出，并亲自护送到县城归队。
五是动员学生参军参政。在“六一社”社员带头和相互邀约之下，秀山中学学生踊跃参加军大和青干班学习，一时之间，形成参军参政的高潮。当时在校高中200名学生，大多数都参加了开辟新区的工作。
    1949年11月8日，秀山解放后次日，李宗贵和王烈如、罗会全、喻朝顺就与部队领导接上了头，并分头通知一些人参加秀城的解放大会，组织了有200余名学生参加的迎接解放的游行队伍。两社还公推王烈如为代表向当时住在秀山中学的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汇报。酉阳地委组织部长王磊也在秀山女中接见了他们。至此，由于“六一社”的成员全部参军参政，其组织活动宣告结束。
先后四批来秀山的地下党员，不但在秀山开辟了一块阵地，还为党组织吸收了3个新党员：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特别是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他们组建的六一社、稚心社的社员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军参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其中刘朝栋在解放后任过县文教局局长，李宗贵任过秀山党校副书记。
    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时，对秀山中学的地下党、六一社、稚心社迎接解放的工作颇多赞誉。
    1949年5月加入六一社的社员钱靖（原名钱学欧，秀山里仁乡人），在解放初期剿匪斗争中立下了一次大功。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解放军的一个干部因迷路，被土匪袁文述所抓。土匪把他关到钱靖家。袁文述以为他是解放军的大干部，准备将其杀害。钱靖发现这一情况后，趁袁文述等人打麻将之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救出来，藏到屋后一个阁楼上。晚上，钱靖向他表明了六一社社员的身份，带着一块大洋和他逃出虎口。钱靖扶着他摸黑走了10千米的山路，把他送到了秀山县公安局。解放军的那个干部平安归队，钱靖也参加了解放军。
    地下党在秀山中学领导的革命斗争，教育和发动了秀山人民，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秀山的黑暗统治，培养了革命干部，迎接了秀山人民的翻身解放，坚忍不拔，矢志不移，永垂史册，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