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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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经历了近90年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有1949年之前的30年，也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两个30年，是中国新诗从诞生到成长的时期，也为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做了准备。
　　中国新诗90年的演变，最为重要的与世界对接或交流的大潮有三次：“五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时期。
　　“五四”时期。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1916年胡适写出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而后编入1920年的第一部新体诗集《尝试集》。《新青年》1918年1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史新诗的起点。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中国诗歌受世界西方主流诗歌影响，出现了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艾青、冯至、戴望舒等重要的新诗人。在日本全面入侵后，民族危亡关头，民族精神再次振奋，中国新诗从与旧传统断裂向西方学习的浪漫主义主潮，转而复归现实和复归传统的过程。为解放区军民写歌剧《白毛女》的贺敬之，为《黄河大合唱》写歌词的光未然，成为共产党抗日根据地代表性诗人。在这一时期，与世界诗歌潮流接轨的文学追求，让中国诗歌脱离旧经典的窠臼成为能吸收外来营养的新生儿；然而日本的全面侵华，使民族意识加强，回归传统成为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格局，成立初期的新中国，受到西方大国封锁，而与意识形态相近的苏联结盟。因此，在50年代，中国诗歌对外交流和学习的势头，从欧美转向苏俄文学，从沙俄时代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到苏联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托娃等，都对中国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新中国初期整个国家的复兴气象和民族振兴情绪，加之与前苏联相近的意识形态，使诗歌一度出现繁荣景象，1957年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相继创办。随着中苏关系在60年代趋于紧张对立，国内强化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提倡诗歌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向。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诗坛变成政治口号和歌功颂德诗体统治的文化荒漠。第二个30年，又从开放转封闭。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中国新诗成为这个时期最早发展并且发展比较完备的文学样式。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一旦打破，与世界交流的窗口一旦打开，对了解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文革”时期文化专制的反思，使现代世界文学各种思潮涌入和影响创作，学习和借鉴一度成了创作的主流形式，对西方诗学“横的移植”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当代风景。同时，由于外来引进的新思潮引起的读者疏离的诗歌边缘化趋势，沉寂多年的传统写作潮流也复出诗坛且力图凭借读者已经形成的阅读习惯，重新取得诗坛领地。中国诗歌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共生生态。
　　近百年来，中国诗歌从完全与外界隔绝形成的自我完善的古典美学形态，蜕变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新诗形式，这种全新的诗歌能够与世界发生关系，经过三次大的“横向移植”运动，汲收了西方欧美和苏俄诗歌影响，不断丰富和发展新诗自身的特性；同时，中国诗歌上千年的悠久传统，也由其强大的吸引力，影响中国新诗从外来影响下回归传统的“纵的继承”，形成了中国诗坛空前的丰富多样。在这个多样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1、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30年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一。
　　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政治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如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意识流等等，给诗坛以冲击力，他们最早以自印的诗刊发表作品，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年轻诗人围绕在刊物周围。同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主流刊物《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用整本刊物发表舒婷、徐敬亚、叶延滨等17位诗人的作品。它表明主流刊物对青年诗人的关心，著名前辈诗人与权威批评家与青年诗人当面交流，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出现的开放、开明的新气象。参加青春诗会的部分诗人也在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些人加入“青春诗会”表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同时引起了一些主流理论家的强烈批评。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外，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与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促使文学理论家介入支持这种与世界文坛对接的尝试，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积极肯定了一批青年诗人力图向世界诗歌学习的努力。其后福建师大教授孙绍振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发表的长文《崛起的诗群》，中国诗歌界称为“三个崛起”。到上世纪末，一些现代主义的写作者，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在理论姿态上明确向西方主流文学靠拢，强调其文学资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资源，寻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角色，激起了中国诗坛本土和民族意识的抬头，作为创作理念上的对立面，“民间写作”成为90年代末青年诗坛最新的旗号，1999年4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盘锋诗会”发生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抨击和争论，从此，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再独占中国诗歌的潮头，对其的批评，从来自传统主流批评家，变成来自诗坛内部的不同流派，某些现代主义诗作日渐失去了读者的追捧。
　　2、面对中国当代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自己脚下土地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在近30年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从专制和虚假中解放出来，其中，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等，从底层回到文坛主流，他们被称为“归来者”。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工厂、军队等底层中的诗歌爱好者，也涌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被称为“新来者”。这些来自底层的两部分诗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专制，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的诗篇。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思潮形成两大潮流。这股潮流上世纪80年代曾得到一批被称作“上园派“的批评家的关注和理论支持。到本世纪，吕进先生又以“新来者”从理论上总结这一潮流的代表诗人。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而且大量的作品在民间社团自己印刷的“民间刊物”上发表，形成“民间写作”潮流。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表现卑贱者的情感，其关注当下现实、表现底层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与朦胧诗及后朦胧诗及知识分子写作这些姿态向外的潮流有极大的差异——“民间写作”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在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方面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如杨克、伊沙、扬黎等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姿态向下的民间写作潮流中，也出现了表现性意识的“下半身”写作，表现丑陋的“垃圾派”写作，这种极端等而下之的写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对诗坛产生了负面遮蔽效应。
　　3、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这股潮流虽然创新不足，但也有相当大的群体，也是中国诗坛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诗坛有三种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种主要的姿态：向外的、向下的和坚守的。这三种角色所取的三种姿态，形成中国诗坛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完成中国诗坛的生态平衡。
　　经过近30年的变化，中国诗歌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简述如下：
　　主流诗刊：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定期出刊、连续出版的诗歌刊物有《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潮》《绿风》《诗林》《中华诗词》《华夏诗报》等。
　　民间社团主办的诗歌出版物和自费出版的诗集：目前在中国大陆，大量存在着由诗歌社团、同人和流派诗人自办并用于交流并不出售发行的民间诗歌印刷物。据广东省一省的统计，仅广东省就有70种“民间诗歌印刷品”。全国有数百种这样的诗歌印刷物，其中大多数出版不定期，持续时间不长，但每年有停印也有开办，持续出刊其中较有影响并且作品在主流诗刊能大量转载发表的“民间诗歌印刷品”有近百种。社团间的交流物，基本不进入诗歌圈外的阅读者的视野，成为传统读者的盲区。同时，诗集出版不再是主流出版社向读者推介文化精英的行为，绝大多数诗集是以自费合作出版的方式出版，每年也能有数百上千种诗集问世，但能在书店出售的不足十分之一，出版诗集不再是精英标志，主要是个人和民间的行为了。
　　网络诗歌中的诗歌网站、个人诗歌博客：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90年代还被漠视的网络诗歌，一下子在中国泛滥起来，难以计数的诗歌网站、诗歌专栏、个人博客成为诗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诗歌面临的三种主要境况：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诗在经历90年的发展后，面临新的境况，我没有用困境，因为所面临的除了危机还同时有机遇：
　　全球化的挑战：技术和社会的进步，让全球化甚至“地球村"成为时代的主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诗从传统诗歌中裂变出来，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事件，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产物。然而，全球化的文化交流过程，并非是平等而且完全互通的，因此，从全球范围而言，正如气象学中，气流总是从高压向低压流动，主流文化向非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流向非常明显。就以中西交流而言，在中国的书店里，有最新的西方小说诗歌，而在许多西方大国城市书店里，中国图书还是孔子和武术以及中餐烹调指南。同样的，在亚洲如南亚和东南亚，越南和巴基斯坦的学者，十分熟悉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而我们对他们的作品知之甚少。因此，在中外诗歌交流中，这种单向的交流与单一认同，影响着中国诗人的创作，也影响着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诗歌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全球化的商业性，是以数字化标准化来保证商品和高度流通，同时也日渐消灭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诗歌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结晶，因此，保持其独特性与地域民族基因特征，是全世界诗人的共同使命。
　　商业传媒的挑战：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质量；传媒的高度发展，为社会公平进步提供了新的条件。我们应该承认，高度的商业与发达的传媒让全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事物的另一面是传媒与商业的结合，使精神产品也高度地产业化。所有能够进入产业链并批量化生产的艺术都空前活跃和发展，好莱坞电影比传教士更快地进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电视观众像流水线上的鸡吃着按钟点配给的精神食品。在这个时代，诗歌与诗人成为时代的另类，因为诗歌不能“集团化”生产，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此，所有追逐利润的出版商都把诗歌和诗人当成破产的同义词，诗歌在教科书上和课堂上成为化石和标本。因此，尊重诗人的独创性的写作，尊重诗歌精神对人性和情感价值的坚守，也就是抵御个性的消失和保持人性的尊严。
　　网络写作的挑战：网络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信息畅通，并且从某种程度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十年前一位诗人向某家诗刊投稿《网络诗歌写作》，此文被斥之为“一派胡言不可理喻！”而在今天，网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诗歌交流平台，诗歌网站、诗歌博客成千上万，在许多传统的报刊拒绝发表诗歌的时候，网络给了诗歌新的生存空间。但是，网络写作的网络诗歌与传统纸质媒体的诗歌有极大的区别：匿名性，直接的功利被点击率的渴求代替；诗歌这种需要文学素养与写作训练的艺术，在网络可以无条件自由发表，入门的门槛很低造成的随意。这一些新的特质，使网络诗歌成为许多青年诗歌写作者的选择，一方面使不少的地处偏僻的网络诗人通过网络引起了诗坛关注，从而步入诗坛；同时，网络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大量随意的写作，让网民认为“诗歌就是不断敲回车键的文体”，少数诗作鼓吹色情和媚俗，对诗歌产生负面的影响。当网络成为诗歌重要的发表平台的时候 ，无标准的随意性成为扼杀诗歌的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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