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先锋诗歌理论】 后抒情时代（载《中国诗歌》）

李隽

　　

【后先锋诗歌理论】　后抒情时代（载《中国诗歌》）

　　
　　后现代哲学背景下的语象写作。重点发布茅草个人的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多体裁作品。开拓普通群体与日常生活视野，捍卫汉语言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潮流，往往存在着“时间的落差”问题。作为启蒙文学的“五·四”文化运动与西方的启蒙文学运动存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落差；后抒情时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临也是这样。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盛行时，反对派成员威廉斯就开始了后现代派诗歌写作的尝试和理论探索。半个世纪后，后现代诗盛行于世。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万马齐喑、秩序混乱的“文革”时代，不久之后，中国的历史才揭开新的一页。“时间的落差”历史性地规定了我们的选择：那就是刚刚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中国，必然会无视刚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而会无所顾忌地选择充满理性、崇尚规则、张扬个性的现代主义，尽管这时候的现代主义正在被来势凶猛的后现代主义所动摇、所逐渐替代。实事求是地讲，鉴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现代性的文化渗透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革，这不仅可以满足中国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然而，八十年代的先锋主义文化运动最终昙花一现，匆匆谢幕了的，这就给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可乘之机。进入九十年代，后现代哲学、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经济发展和商业模式甚至后现代生活习惯都纷纷抢滩中国市场，那股兴盛于美国的后现代诗歌运动也不失时机地抢滩中国的抒情领域，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中国的后现代诗歌运动，并由此宣告了此前的抒情时代（我姑且称之为“前抒情时代”）的终结，揭开了后抒情时代的序幕。
　　
　　一、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主体解放、回归和推动的历史。不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主体都以不同的形式登场：哲学的形式、宗教的形式、启蒙的形式、政治的形式，等等，即便是受到压抑和迫害，最终也得到解放和回归。长期以来，强大的主体以及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被人们视为英雄来膜拜，主体的自由和解放成为西方人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而且持续影响全人类。意大利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主体的解放、回归和推动的历史。这些历史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充满激情和热血澎湃的主体的抒情特点：德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就是如此。以主体性、抒情性见长的文学体裁――诗歌，自然比其它文学样式更能适应这一特点：“狂飙突进运动”的两个杰出的代表，就是两个成就卓著的诗人──歌德和席勒。在他们前后，但丁、弥尔顿、拜伦、雪莱、惠特曼、金斯堡等著名的诗人，也都是以其主体激情及其作品的激情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潮流，跻身热情澎湃的历史时代，并推动他们所处时代的主体运动。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主体的热情和观念的力量在发挥到极致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物极必返或过犹不及的误区，它们对历史和人类的影响不再是正面的因素居多，而是相反，成为了毁灭历史、制造灾难的根源。
　　
　　前苏联政治家托洛茨基说，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二十世纪真是生不逢时。根据柏林的分析，正是因为主体的欺骗性和观念的颠覆性，使二十世纪远离了人类向往的平静和幸福，而是走进了动荡和苦难的深渊。爆发于1914年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欧洲、非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中东等广泛地区，大约15亿人卷进战争，死亡人数一千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２１年后，又爆发了延续６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大约有9000余万人在战争中伤亡。更为可怕的是，灾难远不止于战争和死亡，自由也不止于消极自由的缺失，更大的灾难是观念和信仰的灾难，更大的创伤是心灵和理想的创伤。没有哪一次战争的发动者声称自己的战争是缺乏正义的，他们无不标榜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观念能够给全体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于是一部分人直接成为战争的力量，如尼采的哲学，还有一部分人成为战争的支持者，如海德格尔对希特勒的支持。可是，战争结束后，人们并没有发现自由和幸福的到来，有的只是战争遗留下的沮丧和失落，而战争本身对战争当初的许诺更是直接的否定。二十世纪，还有远胜于战争灾难的观念暴力的后果：柬埔寨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执政期间，杀害了15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红色高棉试图以肉体灭绝的方式直接实现阶级异已和思想异端的彻底清除，从而建立起一个无阶级的清一色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早期，先后开展了多起“大清洗、大肃反、大镇压”运动，根据最新版的皮达可夫的统计，从1925年到1990年，被处以死刑的人数达216万多人，可是，苏联的最终结局是１９９１年的解体；中国文革十年动乱，导致人民内部相互武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和文化传承的断裂，而今天的改革开放证明，只有今天的中国社会，才是中国人的出路。
　　
　　值得庆幸的是，前苏联人拯救了人类：如果希特勒不在莫斯科受阻，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结局？假如希特勒的战略在全球成功，那么天上的上帝必然会被地上的“超人”所取代，人类必将进入大一统的霸权时代，希特勒和制造了“超人”理论的尼采必将分别登上政治权力和哲学权力的巅峰，观念的风暴必将继续上演。也许是上帝在他死亡之前给了宣布他死亡的人的最后报应：他没有成全希特勒和尼采。希特勒的超人政治连同他的全球政治只不过是黄粱一梦，尼采的超人哲学也没有继续朝前发展，代表“超人”和“太阳”的符号――主体性的力量或观念的力量宣告失败。主体因此声名狼藉。德国哲学家彼得·毕格尔在他的《主体的退隐》一书中解释说：“关于主体死亡的言说，显然是类推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主体死了同上帝死了一样，令人揣摩，因为永恒是上帝的属性。”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大师，无不对主体的模式及其在启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二十世纪的恶劣影响深感不满，他们或以对合法性的质疑、对宏大叙事的颠覆，或以对知识型的考察，或以“延异”和“块茎状思维”的方法对主体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解构，使之从中心位置退出。主体不再具有永恒性，同时西方的传统哲学遭遇“死亡”，元叙事遭遇危机。
　　
　　柏林对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状况及其观念影响的研究和洞见不容忽视。他指出：“没有一种力量，比观念更具有颠覆性。”可是，我们总习惯于认为某一些观念是好的、拯救性的；另一些或相反的观念是坏的、毁灭性的，这样的理解恰恰是错误的，那解放我们、给我们新的视野、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的观念，与摧毁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处于自我毁灭与相互毁灭状态的观念，是同一种观念，观念在拯救人类和毁灭人类方面都显示出惊人的力量，观念是一杯有毒的圣水。在启蒙主义时代，观念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起到了摧毁旧世界，传统思维和习惯，建设新的秩序的作用，可是，二十世界的观念就正如荷尔德林所判断的那样：正是那些想把人间变成天堂的人才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启蒙主义者和他们所尽力摧毁的专制主义者，共享着同一种思想逻辑：双方都认为人类有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天堂或理性的王国），到达这种状态只有一种最好的途径（信仰或发挥理性的功能）。越执着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观念深信不疑，就越对别人的见解持不宽仁的态度。（以上文字参阅胡传胜《观念的力量》）在《人性的幽曲》一书中，柏林进一步指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生命本身；为自由而奋斗，目的是追求个人今日、此时此地的自由；个人各有其自身的目的，个人的目的对他自身来说是神圣的，他们为此而奋斗、吃苦；为无法言喻的未来幸福之故而粉碎他们的自由、阻断他们的追求、毁坏他们的目的，是盲动，因为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总是邪恶的――未来凌暴我们仅知的道德价值，践踏真实的人类生命与需求；它借助什么名义？自由、幸福、正义――种种狂热的概念、神秘的声音、抽象的事物。”
　　
　　拍林的论断说明观念导向的不可靠，其根源则在于主体性的恶性膨胀，如果主体性一如既往地以它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企图替代全社会的愿望，那么它就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事实证明，主体性的激情和梦想只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海市蜃楼，只是未来对我们今天的欺骗，并不能成为当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源。“前抒情时代”的诗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固然发挥了作用，但他们的主体姿态和抒情方式属于主体性和观念领域的产物，确实不为后抒情时代所接受。试想，希特勒的激情和梦想以及他的神经质气质与诗人有什么两样？他的演讲难道不是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也许，我们只承认自己崇拜雪莱、拜伦，可是，希特勒在没有倒台之前，不同样受到国内各界的狂热崇拜吗？前后两种崇拜有何不同？在整个欧洲文化都遭遇到危机、主流的知识型纷纷转型的时候，抒情文学也开始了它自身的革命：这就是美国自白派诗人威廉斯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风的批判，并倡导了美国的后现代诗歌运动。“前抒情时代”悄然落幕，后抒情时代接踵而来。
　　
　　二、科学的后果，也是哲学的后果
　　
　　“哪里出现了混沌，哪里的古典科学就停止了。”这个有点绝对的判断，经美国作家詹姆士·格雷克说出，令许多科学家感到震惊。然而事实上，科学领域里的变化确实来势凶猛，并引起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以及观念领域里的巨大震动。一些评论家把混沌理论看作是近来对现代科学理论的攻击，是２０世纪的第三次伟大的科学革命。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福特指出：“相对论排除了牛顿主义者有关绝对时间和空间的幻想；量子理论排除了牛顿主义者关于一个可控制的计算过程的梦想；同时混沌理论排除了拉普拉斯关于决定论的玄想。”这一些论断告诉我们，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现代”世界已经是一种过去的事情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后现代世界的科学，后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和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的叙事学，后现代的抒情方式。为了更加清晰、更加便于比较和掌握，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科尔纳在他们的合著《后现代转向》（本章以上引文均见此书第２８５－２９２页）一书中，列出了十三对现代和后现代重心转移的清单，其中促使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思维转向的几个关键对子是：决定论／非决定论；还原主义／复杂性；确定性／可能性。１９７９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出版，划时代地提出了这种在科学领域的转移对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所产生的后果。他指出：“此书研究对象是发达社会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于是，哲学界、思想界以及所有人文科学领域广泛地掀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在其先后出现的各种思潮，如解构主义、消费主义、语言哲学等等，都归于到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之下，不仅如此，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社会人群，也都热衷于把他们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日常生活行为都与后现代挂钩，文学活动自然也跻身于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文学不再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文学被解放了。文学不再受到其它要素的决定，也不再决定其它要素；文学不再是工具，也不再为使用工具的人服务；文学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作家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它自身。
　　
　　海德格尔后期的语言学转向，为后抒情时代的到来做了他意想不到的哲学和美学上的铺垫。那个时候，以威廉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白派诗歌已经活跃于世，后现代诗歌逐渐形成声势，可惜，海德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他选择了早些时候的荷尔德林的诗来阐释他的诗学主张。荷尔德林的写作方式和诗歌语言是传统的，甚至连现代主义都算不上，但荷尔德林的诗的精神和美学思想却超越了他的时代：这就是荷尔德林的反理性、反主流观念。他的诗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存在主义的理解论：
　　
　　我们把你命名，受神圣迫使
　　
　　重新把你命名为自然！就像婴儿出自沐浴
　　
　　从你那里升起一切神性造物。（《在多瑙河之源》）
　　
　　海德格尔说：“这种命名并不在于，仅仅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而是由于诗人说出本质的词语，存在者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这样，存在者就作为存在者而被知晓。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4－45页）正是这种“创建”，才有别于“功业累累”，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更令人惊讶的是，荷尔德林在他的时代就已确立了我们今天才找到的诗歌的大众化立场。荷尔德林用他的诗句阐释了这一点，我们把这首诗歌视为诗之本质中最纯粹的诗：“如当节日的时候，一个行走的农夫／望着早晨的田野……但现在正在破晓！我期待着，看到了/神圣者到来，神圣者就是我的词语……”（荷尔德林{如当节日的时候……}）关于诗与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指出：“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是诗本身使语言成为可能。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反过来要从诗的本质那里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同上，第47页）这些精辟的论断，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而为我们今天的后现代诗歌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成为我们进入和理解后抒情时代的重要思想工具。
　　
　　三、西方文学的超越，也是中国文学的超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英美诗歌经历了一次历史性重大变化。有趣的是，在现代派诗歌正在走向它的鼎盛时期时，就遇到了它的坚定的反对派──后现代诗派。威廉斯并不是庞德和艾略特后时代的人，而是他们同时代的人，他跟庞德是老同学，而且一起从事过意象派诗歌活动。就在现代派告别了意象派迈入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象征派且成为现代派的鼎盛时期时，威廉斯就从现代派阵营里分离出来，开始公开、尖锐地反对艾略特，并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不属于威廉斯，艾略特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和原则的尊重，满足了二十年代的先锋精神，这就是那个时代为什么对威廉斯视而见、而使艾略特成为宠儿的原因。威廉斯愤怒地说：“我强烈地感到艾略特出卖了我的信仰，他是向后看，我是向前看，他是一个遵守成规的人，有我所不具有的机智和学识……但我觉得他拒绝了美国，而我不肯拒绝美国于千里之外，所以我的反应是很强烈的。”（《美国当代诗选》第5页）威廉斯没有悲观，在他七十九年的人生里，不仅医治了无数个病人、接生了两千多个婴儿，而且坚持写作了六百多首诗，其中包括五册的巨型长诗《柏特森》。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功夫没有白费。轰动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派，终于转移到后现代诗派的轨道上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后现代派诗歌运动从美国兴起，直至影响到全世界，至今历久不衰。由威廉斯创始，经奥尔森继承发展的后现代派诗，以其与先锋主义针锋相对的反原则、反理性、反深度精神和日常化叙事以及口语化的写作的诗学主张，赢得了当代社会的认可。也可以说，后现代诗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文学上的后果。
　　
　　中国诗坛于九十年代逐渐步入后现代诗歌写作。尽管还有不少诗歌作者和读者甚为怀念诗歌的先锋时代，甚至坚持把后现代诗歌称之为先锋诗，可中国诗坛进入后现代诗歌时代（即“后抒情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叶延滨撰文指出：“中国新诗从传统诗歌中裂变出来，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事件，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产物。”（《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境遇》载《文艺报》2009－11－12）这是识时务且充满智慧的见解。也有人承认这一转型的存在，承认后现代诗歌的写作现实，但并不是抱以积极的态度，他们只承认传统诗和先锋诗是健康的，而后现代诗是病态的，甚至是“伪诗歌”或“反诗歌”，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已经死亡。不同态度的出现既正常，也不费解：任何事情出现历史性转折时，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与时俱进，站在新生事物的立场上，以新的思维看问题，反对者则依然停留在过去的话语里裹足不前，以过去的眼光、过去的尺度甚至是对过去既得利益和情感的贪恋来看待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自然越看越不顺眼。其实，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都将按它自己的本来面貌呈现出来，并一如既往走向前方。“前抒情时代”的写作日渐失去其势力范围，后抒情时代的写作则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拓荒，网络写作与民间写作“大有与主流媒体相抗衡甚至时刻梦想‘取而代也’之势，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世纪传媒的新宠与一大霸主。”（洪烛《网络打破了文学的“势力范围”》载《文艺报》2010－7－26）
　　
　　叶延滨对当下诗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境遇表现出公正的姿态令人尊重。他对中国诗歌目前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客观、公正：①主流诗刊，他列举了《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潮》《诗林》《中华诗词》《华夏诗报》等；②民间社团主办的诗歌出版物和自费出版的诗集，据他介绍，仅广东省就有70种民间诗歌印刷品，而全国有数百种这样的诗歌印刷物，其中持续出刊、较有影响且有作品在主流刊物尤其是转载的民间诗歌印刷品有近百种，如《汉诗》、《新汉诗》、《星河》、《象形》等等。民间诗歌刊物已蔚为大观；③网络诗歌中的诗歌网站、个人的诗歌博客，这是目前中国诗坛的主流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诗阳在网上创办了第一个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以来，迄今为止，比较活跃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种专业性的中文诗歌网站、论坛、专栏，已超过数千家，如界限、诗生活、屁诗歌、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第三条道路、诗歌报、诗选刊、第三极、北回归线、低诗歌、星星、南京评论、非非评论、打工诗人、女子诗报、赶路、或者、不解、中国低诗潮、汉诗评论、终点、锋刃、一行、非诗、丑石、灵石岛、诗参考、新诗代、卡丘主义、平民诗歌、物主义、水诗、病态主义等等。在叶延滨的视野里，他并没有对主流诗歌表现出特别的褒贬，也没有把日益兴盛的网络诗歌写作和民间诗歌写作圈在主流之外，他将三种写作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并认定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诗歌的生存景观。
　　
　　争议较多的当属“网络诗歌运动”。网络诗歌写作不仅是后现代诗歌自身演变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到后工业社会这个阶段的产物。信息经济的增长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后现代经济的增长，也极大地推动了后现代生活及其文学的转变。既然想过上平静生活的人在二十世纪生不逢时，那么逃亡就成为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主要选择。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张行健的《灵山》、贝娄的“流浪汉小说”，都是表达这一主题的名作，并受到广泛关注。毋庸讳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阅读，都是人们逃离现实的方式。当信息技术演进到二十世纪后期，正在逃亡路上的厌世的伤感的心灵与互联网一见倾心。互联网很快成为语言活动的载体，语言发挥其从来没有发挥过的神奇作用，为人类提供了诗意的栖居之所，并把人们的生活路线指向这个无限广阔、无比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于是，语言哲学提供的生活图景变成现实，海德格尔关于诗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的论断，也在这个网络领域里悠然神会，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以及二十一世纪人们诗歌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为找到这种既面对心灵又面对物质的安全交往形式欣喜不已，诗人和诗本身也都有了安身立命的园地。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然、各得其所。然而，网络毕竟有别于现实社会，有别于纸质媒介。网络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个人写作，远离于国家现有的监督机制之外，不期出版物发表，自己随意贴在自建的网站、博客和公众平台之上，因此，写作的自主度、自由度更高，几乎没有限制和约束，出现与传统诗歌的美学标准不同的情况自在情理之中，至于称它是“低俗化”写作浪潮也好，还是“中国低诗潮”、“低诗歌运动”也好，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找到了它生存的地盘，它存在着，就自有它存在的理由。
　　
　　以影响较大也是比较极端的“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和“低诗歌”为例。首先，这些命名具有浓郁的网络写作意识，也是后现代诗歌写作意识，受出版监管和公众监督的纸质媒体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语境之下的，因此，它们是自我写作、自由写作、下意识写作的产物，也正为如此，网络才充当了二十世纪人们的心灵乐园和栖居之所；其次，这些诗歌写作活动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甚至是有意识地、偏要选择这样的不雅之词，与一向号称高雅、高尚、高贵的传统诗歌相对抗，因此，这是叛逆的，反传统、反潮流的精神体现，也是后现代诗歌对传统诗歌价值的背离和颠覆；第三，活跃在这些旗帜之下的诗人、诗作者们，决非无聊、堕落之辈，虽然“下半身”指的就是人的下体、下半部分，好像传达的就是淫秽、低级的思想意识，其实不然，如果传统的诗歌不是集中在人的上半部分，一味地歌唱人们的心灵和灵魂，那么网络诗歌也未必非要如此这般，既然传统诗歌能够写“上半身”，那么网络诗歌为什么就不能写“下半身”？“上半身”是身体，难道“下半身”就不是身体么？按后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理论，人是一个整体，人的各种器官都处在一个系统这中，系统里的各要素都不可以缺失，那么后现代诗歌岂能轻此薄彼？由此看来，网络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尝试，不过是对传统诗歌执迷于上“上半身”写作的矫枉过正而已。请看围绕在《下半身》周围的诗人们吧：沈浩波、尹丽川、朵渔、李红旗、巫昂、朱剑、马非、南人、李师江，没有一个是流氓，而恰恰相反，都是饮誉当今诗坛的小有成就的诗人和诗评家。再说，“下半身”与“上半身”一样，并非是实指，其符号学意义远胜于实指的意义。身体活动在后现代哲学理论中，是作为对抗形而上学理论而出现的，身体的在场成为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因此，网络诗歌写“下半身”除了对抗传统的写“上半身”外，还是后现代哲学理论在诗歌写作实践中的应用。“垃圾派”和“低诗歌”的诗歌观念应该说与“下半身”的理念基本相当，他们为网络诗歌的发展和壮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2003年，诗人皮旦在《北京评论》诗歌论坛上提出“垃圾派”概念。此后，“垃圾派”便以《北京评论》为大本营，开始演绎一种名符其实的网络诗歌发展模式。他们不注重纸质民刊的出版，也不在乎能否得到其他纸质媒介和文学体制的认同，而是致力于网络诗歌创生可能性的开掘，通过制作、发布流派网页、网刊、增刊、个人电子文集、论战风云录、北评人物排行榜和“中国诗歌垃圾榜”等多种形式进入写作实践，树立信心。2004年3月，“低诗歌”论坛创办，所走的道路为中文网络诗歌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比“垃圾派”更典型的范例。他们不仅出版《低诗歌运动》，创办“低诗歌”网站，开通“低诗歌”博客，还制作了“低诗歌”网刊、个人电子诗集、批评家文集、低诗视觉和低诗相册等栏目，并筹划出版《低诗歌诗选》和《低诗歌年鉴》等纸质作品。总而言之，“下半身”也好，“低诗歌”也好，“垃圾派”也好，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崇低”，他们共同的写作立场就是趋向世俗化和大众化，这与本世纪中国文坛所呈现的“底层关注”和“底层写作”，实际上并行不悖。
　　
　　网络诗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不管有人称之为“反诗歌”也好，“后诗歌写作”也好，还是“中国低诗潮”、“中国低诗歌运动”也好，它与当下“民间诗歌”活动已构成中国诗坛上的两道靓丽的风景线，并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阵容，代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历史往往呈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代表了中国古典抒情文学高峰的唐诗宋词，竟然也都是在没有组织背景下的个体自由自在地生产出来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网络诗歌和民间诗歌的写作，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抒情文学写作机制的复活。难怪一些民间组织不约而同地以“汉诗”、“象形”来命名。
　　
　　四、诗自身的转型，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
　　
　　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在小说叙事领域的影响是明显的，一度成为小说家写作的圭镍。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中国的晚生代作家，都是在这一规则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小说写作的。在诗歌领域的影响，就是“抒情的零度”。也许，诗坛的一些遗老遗少们还未得及搞清这一时代的美学背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尤其是诗歌实践。他们还躺在传统的抒情方式里睡大觉，还在那里沉醉，而对当前诗歌的“零抒情”、“无情感”，或者说是“冷抒情”、客观的叙事式的写作不适应，不理解，存在着越来越深的隔膜，甚至忧虑中国新诗走入歧路、走向死路，真是少见多怪。
　　
　　中国诗坛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忧虑似乎漠然置之，没有因为他们的担心或者警告放慢自己的实验脚步。闻一多式的抒情，以及“愤怒出诗人”的理念，已经不被当下诗坛所接受。谁要是还写出《一句话》那样的诗：“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必然成为诗坛笑话。主体式的直抒胸臆已成为明日黄花，越来越多的诗人习惯于采取客观的叙事方式，寓情感于叙事之中，以隐喻取代主体情绪的宣泻；在语言风格上，日常的口头语言代替了严肃的、书面化的诗歌语言。至今还有人不明白于坚为什么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写作改变了北岛的时代，开启了中国后先锋诗歌写作的先河。其重要的美学标志就是：抒情的零度和口语的使用。
　　
　　我倡导的“语象诗”写作，完全适应了后先锋诗歌写作的趋势。随着最后一批采用传统的抒情方式写诗的诗人向“语象诗”写作靠拢：他们成功地利用“语象”的元素，创造了“情绪加语象”的写法，我称之为“情绪诗”，致使中国诗坛已全面走向了语象写作的道路，这是一股值得诗歌写作实践和诗歌理论注目的新思潮。
　　
　　（载《中国诗歌》2011年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