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锹胡同门牌一号

张鸥

《铁锹胡同门牌一号》（抗战小小说）
张鸥

我娶媳妇儿那年月，刚时兴四六八碟，庄里的人嘻哈乐呵地凑一起吃顿饭，我们俩住到爹娘腾出来的小偏房，就礼成了。
我娶媳妇儿那天晚上，一向偏爱我的爷爷拄着野藤条做的拐棍骂了我。我是他头生头长的大孙子，挨他骂是头一次。而我只不过是被老少爷们多灌几杯酒，迷迷糊糊地跑猪圈撒了尿，脚飘，靠倒了本就摇摇晃晃的圈墙。
泥抹的破墙不结实，小坯子、碎石头、烂瓦片，哗啦啦七零八落。声响惊动了爷爷，奶奶大气不敢出，众人木然。我的酒劲儿瞬间醒了大半，怯懦地嘀咕：“我忘了那是禁地，明天我去丈人家吃完饭撂碗就回来，给垒起来就是了。”
爷爷的精气蔫了，像掉魂似的。等我媳妇儿有孕半年后，爷爷走了，他手指着修起的那堵圈墙，咽下最后一口气。那年刻在我的心碑上：“1981年、爷爷享年80岁。”
午夜梦醒，常常恍惚间听爷爷在我耳边说“小鸡仔，快长大，这光景好了啊……”哦，我是1957年丁酉年出生的，这个到啥时候也忘不了的。
爷爷宠我，我小时候他讲故事给我听；他老到发痴时候，捞到我照样讲故事给我听；甚至长眠地下，依然托梦给我讲他的故事。
就像爷爷附灵魂于我身，全景再现。

我们庄像只蚂蚁那么小，庄人像蚂蚁觅食一样，勤忙肯做，平时各过各的苦吧日子，或上山砍柴或下地耕种。但是，一旦有入侵者，我们又像蚂蚁连串抱团，蚂蚁吞象便是现实演绎。
1942年夏季，八路军冀东十二团一营副营长马骥率领部队，来到抚宁县北部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我在东山尖入了党，我们三个人宣誓那一刻，我感觉身心披上万道霞光一般。“上瞒父母，下瞒妻子”，我们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
临渝县县政府设在我们庄，公安局设在杨家峪沟，监牢狱则设在大后方大石窟村。外人是不可能轻易进到庄里来的，我们负责消息来回传递。确保安全起见，我们负责把收到的情报送到方家河，便完成了任务。

那一次，负责押送犯人回来的同志回来后，满脸悲愤。他说，大石窟东台子的染布厂被鬼子烧了，好在人转移了。他说，转移到老铁炉沟的人们提起更惨烈的一幕：
鬼子为搜寻八路军进行扫荡实施酷刑。端着刺刀问老百姓：“坐过火车没有？”世居山里的百姓摇头，并拒绝回答翻译的问话。鬼子就逼迫人架起大锅，底下添劈柴，烧得通红，然后架起村民搁进锅里……还挑死一位赵姓男子。
我怒了，我们都怒了，等着上级一声令下，报仇。
考虑战时全局，经开会研究后，让我们加强戒备，耳朵灵一点，眼睛尖一点。

方家河的白老六，经常三天两头装疯卖傻到我们庄附近转悠，为深河据点的鬼子探听情报。恰好赶驴驮送粮归来的人瞄到他鬼鬼祟祟的影子，报告后被抓到了。审讯后，人民政府决定将他活埋。
不知道是风高夜黑视线不好，还是那里土质关系，埋完后，他竟然挠扯挠扯露出头来。恶有恶报，我扛着锹巡查庄子的各个路口及山间小道，正好遇见这情况。
他哀求我：“叔啊，放我一马，我保证重新做人。”没有丝毫犹豫，我举起锹拍向他，一下两下，每一下我都想起饱受鬼子蹂躏残害的乡亲们。
回家来不及歇息，我扒开猪圈墙下的浮土，摸摸掩埋的八路军缴获的三八大盖枪，定定神。卸下锹把，我把锹头埋了进去。
隔天，我告诉家人：“等胜利了太平了，咱养肥猪好好拉个荤。这空把猪圈墙得修牢靠了，我不发话，不许拆。”

对于敌人，特别是干尽坏事出卖投敌的汉奸伪特、乡绅恶霸、地主老财、地痞流氓，铁锹胡同门牌一号，他们怕得要命，闻风丧胆。指不定啥时候去报到呢。

爷爷的心性一直没变，关注着他的圈墙。
暴雨过后，他催我爹和泥，夹石加宽。我们淘气孩子藏猫猫，不许接近猪圈，怕蹬塌了。七六年地震，圈墙倒了，爷爷挖出上锈的枪，上缴政府。锹头重新埋下，原样重新筑墙。工料虽然是灾后补房剩的砖头瓦片，他瞅着欢喜。
我又想起爷爷，想起他说过的“铁锹胡同门牌一号”，想着想着，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