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针竹叶之金姑桥第14章螳臂当车

绿叶草根

解放军说来就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解放军解放了祥云县城。刘邓的二野司令部设在祥城凤鸣书院。
解放军一来，中共祥云地下党组织就都公开出来。解放军帮助祥云县11区四十八乡，层层建立了党组织、人民政府。
在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各方面工作很快理出了头绪。可是不到两个月，局势便发生剧烈动荡。原因主要是大军过后，只留下少数兵力协助地方工作，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当时驻祥云武装部队，不计收编武装，总共一个县大队，除去护送运输车辆往返于大江、常德的两个排，就只剩三连和一个排，而且不少是新兵。如此单薄的兵力，加之国民党专员庹贡庭由大江回来后，有计划地组织指挥尚未经受打击的地方武装叛乱，各地反动势力便由隐蔽到公开反对人民政府。恰逢县里几个声望很高的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又被地委接往长涪学习参观，不仅无人沟通信息，调整多方关系，相反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分子得以借机制造谣言，说什么“熊、杨已被押送綦江劳改，捶石子、修马路，把手都磨出血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旧人员纷纷反叛，暴动迭起。
    祥东莲花乡长黄增尧率部暴动后，1950年1月6日梅江场被攻打焚烧，紧接着边城区公所被劫，23日红旗乡长陈光佩发动暴乱，带领180人攻打并放火烧了红旗区公所，县委派去的区委书记罗秋田、副区长宋健刚等11人被杀害。县府闻讯派李治武和一连连长展庆庚，带一个加强排去安葬烈士遗体，相机打击敌人，反而遭数倍于我之敌伏击，队伍被打散，伤亡干部战士15人。这时，驻扎在甘龙一带的杨卓之、李琛带领的刘正清、杨奠川两个中队正准备攻打县城，湖南匪首周燮卿旅，也从老巢向祥云进兵。同时，通讯线路遭破坏，与古州地委失去了联系。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县委于27日召集县区乡全体干部在县城开会，当时作两种打算：情况好转就开展借粮，情况恶化就把干部带走。所以大会仍照常传达讨论地委布置的征粮支前工作，而县委核心着重分析各路情报，商讨应付局势的对策。由于刘、邓首长事先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作过估计，县委有应急的准备，风声虽紧，方寸不乱。头两天会议还算平静，开到29日就开不下去了，敌人号称两万人围困祥云县城，实际裹胁群众约有万人。更严重的是，我收编后派驻古树的两个中队又发生了叛变，派进去做政治工作的五个人中三人遭严刑拷打被杀害，两人逃回报信，敌人攻城迫在眉睫。
　　面对极其严重的局势，县委在紧急会议上，经过守与走的激烈争论，最后统一决策，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于30日凌晨，带领全体干部和驻军近千人，向靠近地区的古州小江转移。
　　为了迷惑敌人，安全突围，出发时部队先朝公元方向开进，造成转移湖南的假象。行至官舟掉转方向，上观音山绕行一天。在人们对我行踪捉摸不定时，天黑后便经红岩，出古树，沿川湘公路向西边打边走。在新庄遇到去长涪参观学习回来的杨通惠和押运物资回来的解放军一个排，并知道熊绍韩同车回来，已在龙池下车做工作。估计到熊的安全无问题，便乘敌不备急速前进，在菜坨、妙泉、猴子山等突破敌人的封锁堵截。因大部分旧部人员走散和收编的一个中队在妙泉叛逃，31日到达古州小江镇时，只剩300多人。县人民政府暂设小江小学，一面组织学习整休，一面不断派人回祥云了解敌情。
　　政府转移到小江住了18天，这段时间敌我双方都发生了变化。
　　失陷后的祥云县城，开初各路反动势力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煽动胁迫上万群众，哄抢我贸易公司，把来不及转移的盐、布匹、棉花、纱子和银元、人民币抢劫一空，还四处搜捕我党地方干部和进步群众，一片白色恐怖。浮财到手后，便相互争夺权益。杨卓之梦想当县长，另几个头领又各不相让，外来的周燮卿，处心积虑占领祥云这块地盘，而当地土霸又耽心鸠占鹊巢，想方设法把周挤出祥云。相互之间，各怀鬼胎，貌合神离，矛盾重重。
　　我方由于进军的节节胜利，得以调兵反顾，川东军区陆续给古州地区派来了九五团、一百团和二四团各一个营，大大加强了地方军事实力，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
　　克敌制胜的条件成熟后，地委和军分区决定派一团这个整团的兵力，协助县人民政府，趁春节敌人不备的有利时机打回祥云。大年三十（1950年2月17日）这天，分区伍国仲司令员亲来小江作动员，成立了祥云剿匪指挥部，由分区参谋长赵梁材任指挥长，一团副团长赵金瀛为副指挥长，于吉仁和一团副政委柳义文担任政委和副政委，县大队副大队长许金城为成员，统一指挥祥云剿匪事宜，率领一团、县大队和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于大年初一向祥云进发，连夜到达指定位置，四面包围祥云县城待命。初二拂晓发起总攻，毙、伤、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枪支73支，打得各路土匪抱头鼠窜，一举收复了祥云县城，接着展开了全面剿匪斗争。
此前，祥云县各级旧政人员，被接管过来全部任用，没有伤筋动骨。不久，他们见刘伯承、邓不平带兵打宋希濂、打胡宗南、打杨森去了，就坐井观天，误判局势，区区反水，乡乡叛变，一时闹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各方面工作很快理出了头绪。可是不到两个月，局势便发生剧烈动荡。原因主要是大军过后，只留下少数兵力协助地方工作，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当时驻祥云武装部队，不计收编武装，总共一个县大队，除去护送运输车辆往返于大江、常德的两个排，就只剩三连和一个排，而且不少是新兵。如此单薄的兵力，加之蒋介石专员庹贡庭由重庆回来后，有计划地组织指挥尚未经受打击的地方武装叛乱，各地反动势力便由隐蔽到公开反对人民政府。
树欲静而风不止。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还想在西南地区孤注一掷。在祥云的残余势力，也把眼睛望着蒋介石和他背后的美国，不见棺材不掉泪。
正当祥云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之际，祥云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各路土匪武装相互勾结，趁我大军过境后地方军事力量薄弱之机，几位有声望的统战人士外出学习参观之时，发动暴乱、叛乱，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庹贡庭秉承张群、阎锡山旨意，由重庆返回古州，召集陈铨、谢建安、杨树臣、瞿波平、彭雨清等地方武装头领，组织“川黔湘鄂人民救国军”，并委任祥云杨卓之为该军“第八纵队司令”，杨便在祥云加紧勾结煽动尚未投诚的旧政人员，策反已降我之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县长李琛，秀东熊子云，秀南简国安，秀北陈光佩狼狈为奸。　　
他们一方面造谣蛊惑人心，说什么“国民党已经打回来了，正在总攻长沙和长涪”；一方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县反革命政治武装达39股，达4000多人枪。惯匪、特务到处破坏公路交通和通讯设备，阻止群众向我交粮，进而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我工作人员，局势变得极为严重。　　
祥云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地方封建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如东路的熊从龙（祥云自卫队副总队长）、南路的简国安（国民党部队营长）、西路的杨卓之（国民党部队团长）和北路的陈光佩（溶溪乡乡长）等，还拥有武装，伺机蠢动。在此期间，县里几个声望很高的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涂逸之三人随地委梁岐山政委去长涪学习参观，在沿途各县宣传政策，争取旧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工作，近月未归，不仅无人沟通信息，调整多方关系，相反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分子得以借机制造谣言，地方上谣言四起，说什么“熊、杨已被押送綦江劳动改造，捶石子、修马路，把手都磨出血了。”有的甚至说他们已被共产党整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旧人员纷纷反叛，暴动迭起。
    地方残余势力与土匪武装活动猖獗，境内东西南北的地方反动势力各霸一方，气焰十分嚣张。1949年11月，梅江乡留用伪乡长杨秀宏判乱，杀害梅江区中队副马岳斌等2人。
1949年11月初，祥云莲花乡原乡长黄增尧率部暴动；1949年12月25日，梅江留用乡长杨秀宏叛乱，杀害排长马骆斌等人；1950年1月6日，贵州松桃县普觉区匪首高竹梅率土匪1400人洗劫梅江，烧毁场上大半条街的民房；紧接着洪安区公所被劫，1月23日，溶溪留用乡长陈光佩发动叛乱，杀害区委书记兼区长罗秋田、副区长宋健刚等11人，火烧区公所；1月26日，陈光佩再次伏击前往收埋烈士遗体的县大队，县大队牺牲15人；1月29日，原收编制的国民党县民众自卫队总队第三、四中队在官庄发动叛乱，杀害解放军代表3人；1月30日，匪首杨卓之、袁文述、陈光佩、简国安等组织匪徒裹胁上万群众进逼县城。
当时全县7个区，除中和、清溪、官庄3个区外，其余4个区都先后遭到土匪的袭击。
县府闻讯派李治武和一连连长展庆庚，带一个加强排去溶溪区安葬烈士遗体，相机打击敌人，反而遭数倍于我之敌伏击，队伍被打散，伤亡干部战士15人。
这时，驻扎在甘龙一带的杨卓之、李琛带领的刘正清、杨奠川两个中队正准备攻打县城，湖南匪首周燮卿旅，也从老巢向祥云进兵。同时，通讯线路遭破坏，与古州地委失去了联系。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县委于1950年1月27日召集县区乡全体干部在县城开会，当时作两种打算：情况好转就开展借粮，情况恶化就把干部带走。所以大会仍照常传达讨论地委布置的征粮支前工作，而县委核心着重分析各路情报，商讨应付局势的对策。
由于刘、邓首长事先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作过估计，县委有应急的准备，风声虽紧，方寸不乱。头两天会议还算平静，开到29日就开不下去了，敌人号称两万人围困祥云县城，实际裹胁群众约有万人。更严重的是，我收编后派驻官庄的两个中队又发生了叛变，派进去做政治工作的五个人中三人遭严刑拷打被杀害，两人逃回报信，敌人攻城迫在眉睫。
　　1950年元月29日晚上，大约是12点钟左右，于吉仁同志把李同叫醒，通知他参加紧急会议。会上，于吉仁、汤吉震二同志，面对极其严重的局势，很冷静地同大家分析敌情，估计力量，研究对策。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坚守；二是撤离。由于干部太少，部队太少（城内只有两个排），子弹也太少；还考虑到敌人里应外和的因素（确实，收编后驻守城内的第五中队第二天叛逃了），决定还是不打硬仗为好。县委当机立断，当夜就撤离了县城，撤出去再说。
撤离县城后，究竟是打游击呢？还是转移出去呢？县委又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打游击，社会基础不好，当时没有一个党员，招收培训的学生没经过锻炼，思想基础跟不上，更没有斗争经验。再加上力量薄弱，弹药太少。反复考虑后，因为打游击的条件太差，难免带来不必要的牺牲，还是保存干部，暂时转移为好。那么往哪里转移呢？一是向湖南方向转移，那边有四野部队驻守，那一方敌人布防也薄弱；二是朝古州龙潭方向转移，龙潭离地委近，联系方便，只是敌人的势力主要摆在这一方，困难大些，最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转移龙潭。
1月29日晚，老区来的几位财政领导同志都在县人民政府内坐着，邢华山科长叫杨志侃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大概在30日凌晨三点钟左右，汤吉震县长开会回来，检查了有关情况，立即集合，宣布县委决定马上转移，整队出发，在转移途中，不准抽烟，不准谈话，不准掉队。天刚亮，到达官舟乡政府所在地，然后顺着官舟沟向红岩洞前进，在途中受到土匪袭击，青干班队伍走散了一些没有归队。
1月30日凌晨，县委县府带领全体干部和驻军近千人，向靠近地区的古州龙潭转移。
为了迷惑敌人，安全突围，出发时部队先朝石耶方向开进，造成转移湖南的假象。行至官舟掉转方向，上观音山绕行一天。
在敌人对我行踪捉摸不定时，天黑后便经红岩，出官庄，沿川湘公路向西边打边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傍晚，走到官庄公路边，敌人枪一响，青干班多数当地学生跑散了。上海来的学生张友谷，失掉联系了（以后安全归队）。
此时，我解放军从龚滩押运盐押车的一个排，把盐巴卸在龙潭，前来接应县委县府，还带回两门小钢炮。
在新庄，遇到去长涪参观学习回来的杨通惠和押运物资回来的解放军一个排，并知道熊绍韩同车回来，已在龙池下车做工作。估计到熊的安全无问题，便乘敌不备急速前进。
再往前到达美翠菜坨时，敌人在山顶扼守，打了半个多小时，许金城营长亲自指挥部队反攻，我部队放了两炮，敌人迟迟不敢下来，我们趁势冲了过去，牺牲两名战士，班长张金辉重伤，隐藏在老百姓家（后安全归队），又继续前进。在妙泉吃饭，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稍事休息继续走。
走到祥云龙潭必经的险要处——猴子山，又打了一仗，当晚，胜利到达龙潭。
因大部分旧人员走散和收编的一个中队在妙泉叛逃，次日上午到达古州龙潭镇时，只剩300多人。
到龙潭后，立即与地委、军分区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情况，上级批示：就地待命，抓紧时间整顿队伍，提高思想。
县人民政府暂设龙潭小学，一面组织学习休整修，一面不断派人回祥云了解敌情。
在龙潭镇住了18天，他们得到驻军的保护，是很安全的。听说土匪曾聚集一千多人，企图进犯龙潭，被驻军打跑了。在龙潭，大家听汤吉震副县长说：“县委决定转移龙潭是正确的，得到古州地委充分肯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这里等待上级派解放军来，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回祥云去”。同时，派人回去了解匪情，收集了有关情报。
他们在龙潭提前过的春节，谁有心思去办年货呢？吃到红烧肉就不错了，由于有了上级党委对他们的关怀和慰问，大家很高兴，一心等待解放军来，打回祥云去！
大军过后，众多土匪卷土重来，倚仗人多势众，与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他们肆意破坏交通、通讯设施，阻止群众交公粮，血洗各级人民政府，杀害工作人员、农协会员和解放军官兵，县人民政府被迫转移。
祥云，成为全国唯一的第二次解放的县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二野司令部到达重庆后，根据川东地区的匪情报告，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先后给古州地区派来100团、95团以及川东基干团和54团各一个营的兵力，加强地方军事力量和平叛剿匪，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关键时刻，古州军分区伍国仲司令员带来了一团。一团这个整团的兵力，协助人民政府，趁春节敌人不备的有利时机打回祥云。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社会的安宁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剿匪的命令。　　
祥云县委与当地人民解放军驻军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执行剿匪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参与。在剿匪斗争中，县委自始至终坚定地执行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为了配合、促进军事进剿，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全县组织动员上万干部群众，先后抓了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分别在3月、6月和10月召开了第一届第一、二、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县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熊绍韩、欧百川、杨通惠等17人组成的各界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执委，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派人随同进剿部队做政治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二是县、区、乡、村层层建立清剿委员会，剿匪部队的各级干部驻扎那乡都兼任乡长，全盘指挥军事、政治、群众工作，使一切行动都服从于和服务于进剿；三是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发动农会、妇女、儿童参加搜山、守卡、查路条，盘问过往行人，举报匪情，布下天罗地网，敌人无路可走，无处可藏；四是组建区人民武装队伍，每个区分别抽调农民积极分子100人左右，进行政治教育和持枪训练，无匪情维持地方治安，有匪情参与搜剿；五是大力开展土匪自新运动，凡是参加过土匪活动的，都以保为单位逐人登记，因人制宜教育宽大，促使与土匪划清界线，洗手不干，争取在检举拒绝登记的土匪和抓捕敌人中立功受奖，使他们与土匪对立，削弱土匪活动的社会基础；六是开展收缴公枪和进行私枪登记，凡是参加过暴乱为匪、对抗政令的乡保及个人佣有的枪支，一律收缴，未参加暴乱为匪的公私枪支，经过登记后，持枪人必须到政府听训，义务为政府传送情报和维持治安； 七是改造、建设乡保政权，没有当过匪的乡保长照常任用，曾经当过匪的，区别其自愿与被迫、罪行的轻重、悔改的实际表现，或继续任用，或坚决撤换；八是坚决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罪大恶极既坚决镇压、又彻底追赃，以分配追退出来的赃物使群众得到实惠，进一步调动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八大措施威震敌胆，钢铁重拳击向土匪。
1949年12月至1951年2月，祥云的剿匪斗争历时一年多，大至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元月），匪患乘机四起，祥云县城失陷，杨卓之与各路反动武装夹击祥云县城，县人民政府被迫于元月30日转移到古州龙潭；第二阶段，（1950年2月至4月）收复祥云县城，扩大控制地盘。川东军区剿匪主力分两路向祥云轻装急进，然后四面围困祥云县城，一举收复祥云县城；第三阶段（1950年5月至9月15日），全县匪势再起，敌我相持对峙。各路匪徒不断向我中心地区袭扰；第四阶段（1950年9月16日至12月底）。开展东西会剿，实现全面净化，剿匪斗争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