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明朝极权主义试验

　　在元末民变期间，被古社抑制上千年之久的商韩法家死灰复燃，支持明太祖朱元璋强力推行严刑峻法的极权主义，企图建立起与商鞅变法和嬴政时代类似的统治，自然无法容忍黄老古社的相对独立的存在。施耐庵一直离朱元璋有多远躲多远，隐居后写《水浒传》，通过几乎纯属虚构的宋江起义说明元末明初动荡黑暗、官逼民反、群蛇相争胜者为龙等事理。其同门刘伯温则担任太史令，但很快就辞官还乡，心寒之下写《辞职自谴》：“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朱元璋猜忌心太强，将开国功臣一一清洗掉，连太子朱标都觉得太过分，朱元璋说这是为朱家拔掉一根根刺。朱元璋偏好任用酷吏和特务，确立诏狱制度，令锦衣卫和酷吏不走程序即对官民进行逮捕、审讯和施刑，很惯常地施行枭示、凌迟、剥皮、抽筋、抽肠、挑膝盖等酷刑；强化和滥用连坐法，一个人惹得皇帝不高兴，或者真的犯了过错，整家人、三族人甚至九族人都不能幸免。朱元璋设立廷仗制度，动不动就下令将大臣给摁下打板子，当着众臣的面打得皮开肉绽，许多人被当场给打死。明太祖心狠手辣，专为女人设“铁裙酷刑”，曾下令将徐达夫人乱棍打死，将常遇春夫人剁成肉酱煮熟分给朝臣们吃，常遇春为此得癫痫。

　　明太祖对层层官员要求极高，给予很低俸禄而要求绝对清廉，并用酷刑整死难以计数的令自己不满意的官员，当时做官可谓高危职业。许多国人包括网友都对此很赞赏也很解恨，认为对官员残暴正是对老百姓仁慈。首先问，朱元璋真的对百姓那么仁慈吗？朱元璋出身不好，从小体会过民间疾苦，但夺取江山后也成了封建帝王（屠龙英雄自己也变成了恶龙），只不过反对剥削过重、杀鸡取卵，正如其开国诏书说的：“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看张宏杰写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从事工商业需要自由交流和活动，不像农夫村姑那么闭塞而安分，明太祖丝毫不能放心不方便他时刻监控的人和因素存在，极力打击工商阶层。还确立“路引”制度，谁想离开所在村镇必须到官府那里登记和拿到通行证。此外，宋朝时就改收实物税为收货币税，朱元璋却要恢复旧制，这样既因为商业衰退、金融禁锢，也不利于货币流通、扩大商业。这项新政也造成扰民，官吏检验实物成色时故意不给通过，纳税人无奈只好贿赂，官吏想潜规则谁也方便多了。工商业连同资本急剧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是无望了，又因收不上多少工商税，只能增收农业税。税源终究有限，只能极力压缩官员俸禄，又怕官员贪到正常收入或更多，所以要采用严刑峻法，动不动就是“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古社背景的刘伯温主张“宽仁”，朱元璋却对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严刑峻法也得靠人去执行，这里面油水捞机会就多了。

　　朱家皇帝根本不把大臣当人看，既随意又残忍，廷杖和诏狱这种极端野蛮残酷的制度，怎么可以拿来当成高明、歌功颂德呢？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金字塔模式下，塔尖的言行和手段会无限放大；皇帝无所不用其极，对百官如此不信任而严峻残酷，那上司对下属、官吏对百姓也如此严峻残酷。《老子》说“以正治国”；异族的《金史》也说：“朝廷行事苟不正，何以正天下？” 官员没有起码尊严和安全感，人人自危，则慎言慎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切以保命为第一，而没有办好事、有创造的志向和激情。君臣之间互不信任，离心离德，只要不太奴化的大臣都会心怀不满。

　　朱家也很清楚君臣关系貌合神离，所以重用隶属于皇帝的特务或酷吏，先是由锦衣卫主管事宜，明成祖后又更多由东厂西厂主管，因为宦官遭天下人鄙视而只能依附皇权，也不能繁衍子孙，谋求了天下不被认可还不能世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有皇帝的密探，例如宋濂这位没有实权的只会写文章的文人士大夫，连日常起居交友都被监控。明太祖有次问宋濂在前一天和谁谁做了什么谈了什么，老实的宋濂详细回答，太祖很满意。当得知密探早已将他私下里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报告皇帝，宋濂吓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在太祖面前没说错半点信息。如果当时有现代科技，朱元璋恨不得将摄像头、监听器、脑植芯片给全天下人都一一安装上。洪武朝主要有锦衣卫，永乐朝开始重用宦官，随后设置东厂、西厂、内行厂，其中东厂拥有着十五六万的密探或爪牙分布在全国各处。明代神州可谓“鹰犬之国”，人人自危，汉族成了“沉默的民族”。

　　明太祖执意这样做，就是想达到人人自危吓破胆、软弱不敢反抗的效果，同时不准官民独立思考和发表异议，不需大家懂得什么，只需要听话照做当乖孙子。朱元璋制定了“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又完善了细密苛刻的刑律，规定“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将一切给固定化不容有变，以让他家王朝就像日夜四季循环往复，成为历史的终极，朱家世世代代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问题是，一个连百岁都够不着的肉体凡胎，怎么能参透和把握天人因素、历史规律、社会生态、后世演变呢？这样禁锢全国臣民，捆绑手脚还愚化大脑，在蒙满异族面前也只有挨打的份，如果遇到西洋殖民者会更糟。明朝政制和一切，就是这样夯实地盘、套进铁框的，其子孙只能照做，否则会被批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像明仁宗这么善良而可亲的一个胖子，也得遵循祖制为自己搞活人殉葬，留下了一大败笔。

　　有人为明太祖辩护说“乱世用重典”，如果这话成立，那么整个洪武时代是乱世而不是太平治世，或者说，明初三十年间一直用重典，这三十年间始终没达到太平治世。如果要拿乱世说事，乱世莫过于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也罕见朱元璋那种搞法，赢秦除外；齐桓公、晋文公、赵简子、魏文侯、齐威王、燕昭王、刘宠、曹操、孙权、曹丕等乱世统治者都与臣僚们维持和睦关系，不会搞出厂卫那样的特务统治。西汉、东汉、隋唐、后周、两宋等繁盛朝代都不怎么严刑峻法，《旧唐书·魏征传》说到唐初君臣的共识，“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暴，与乱同道”。

　　正确态度和做法是，一方面允许他人有私心和犯错误，就像允许自己有私心和犯错误那样，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化人性化的制度去激发人的善心，预防犯错。就像唐宋那样君主开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发挥集体智慧，并相互监督和匡正，而不是靠帝王权术、乾坤独断、严刑峻法或民粹主义。人性就像黄河之水，可疏不可堵，人不可能一点也不贪不坏不犯错。《汉书》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后汉书》说：“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儒家一直教导，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主做好榜样，众人自然争先仿效。与明太祖共事的群臣整天提心吊胆，没人敢说真话和提意见，言路自行堵死，专制变得毫无约束。

　　明朝在大兴文字狱，贯彻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推广程朱理学宣扬的纲常名教、专写八股文的科举制。科举考试只能按照皇帝规定和喜好的思想和模式进行，写文章越是像八股，主旨越是维护纲常名教，歌功颂德得越中听悦耳，那么就越有希望考上，擅长拍马的人最容易得势。由于《孟子》是与专制奴化难以兼容的先秦作品，朱元璋就昭告天下说，孟子说了许多“非臣子所宜言”的话而没资格作为儒家先贤，大家不要再读《孟子》这部歪书，谁敢劝谏就是对国君大不敬，就要受刑。毕竟孟子是仅次于周公和孔子的亚圣，有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和箭伤剧痛去反对，加上儒士说天有不好异像，迷信的朱元璋又把说出去的话给收回来。

　　朱元璋也不放过这位著作流传多个朝代的先儒，竟去篡改原著，亲自将《孟子》好几十条原文给删除，并规定科举不得以之命题，明朝又一条祖制确立了。像“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样的名言说删就删，“五亩之宅”那经典论断也不逃厄运。具有民主色彩的名言更成了朱元璋的眼中钉肉中刺，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不过等朱元璋over，《孟子》随即恢复原样。看来在这点上，宣称“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的伟人大帝，不敌一个毫无权力、生前如丧家犬的文人。

　　洪武年间高压恐怖、杀气腾腾，不计其数的贤才或无罪之人被施刑和诛杀，例如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之父）、番禺知县道同这样的好官。只因为太祖自己做过和尚，当过被称为贼的红巾军，看到读书人使用“僧”、“光”、“发”、“贼”等字或同音、协音的字，就以为别人在歧视和辱没自己，于是大开杀戒。明太祖下令，“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可“诛而籍其家”，也就是说，逼迫全天下莘莘学子和整个民族都写八股文、听皇帝调遣，完全不留给选择余地更别说自由人权。天下许多士人，例如像姚润、王谟这样的江南文人，并没有什么罪行，只因被征召不去就被斩首抄家。

　　魏观任苏州知府，很是清廉、勤政而政绩显著，后来被提拔做更大的官。百姓争相挽留，魏观得朝廷同意而继续治理苏州。百姓看见其衙门实在狭小破烂寒碜，就想给建个足够好的。魏观觉得作为新王朝的又是位于全国最富庶地带的衙门也该像个样子，但不想多耗费，于是在张士诚故居上修缮一番以之为衙门。高启辞官后到苏州，给老友魏观这一喜事写了篇文章，其中有句“龙盘虎踞”。然而，这种无心的小事也能冒犯到朱元璋，魏观和高启被扣上谋反大罪，许多人受株连，而这两位杰出士人被腰斩。高启是李杜苏陆之后最有水平也关心民生疾苦的大诗人，与刘伯温、宋濂并称元末明初的三大家，曾参与修《元史》，只因辞官而惹得皇帝不高兴。皇帝趁着魏观案而下令将高启大御八块，这又可让江南士子看到不为朱家服务会有什么下场。

　　在神州历代王朝，君主请求隐士出山遭到拒绝，一般不强求，这也自己获得尊重士人的好名声。朱元璋及其儿子朱棣，却践踏天下士人的意愿和尊严，杀害无数士人，例如方孝孺坚决不为非法夺位的朱棣写诏书而被诛十族，其亲友和学生共八百多人全被篡权者整死。这对父子特别喜欢文人士大夫歌颂明朝太平盛世和朱家丰功伟绩。作为一代文宗的宋濂，本来写出很多富有价值和品格的作品，似乎直追唐宋八大家的文化成绩，到了洪武朝只能多写歌颂太祖英明神武、功绩通天的作品，实开台阁体之先声。台阁体是神州在整个15世纪的文艺主流，其思想内容非常光辉、毫无阴暗，全是正能量，“颂上之德而鸣国家之盛”。

　　有些人会批评写这些作品的文人寒酸腐臭，归罪于这些文人，那么这里问一句：如果你作为文化人在洪武、永乐年间，你会怎样表现？作为后人，把明朝那些所谓的狗屁文人都怼了个遍，为什么不去怼明初皇帝呢？为什么不问问在明朝而不是唐宋时期才盛产狗屁文人呢？幸好，明朝某些官员和文人例如前后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或多或少扭转了文风。注意，明朝“四大奇书”都是台阁体主导文坛之前或之后出现的民间作品，其中《三国演义》有句话富有黄老精神，“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在明太祖时代，古社元气大伤，几乎不再起作用，连皇帝执意恢复殉葬制度都劝阻不了。

　　唐宋时期尤其是宋朝都重视臣子劝谏，并设立和完善谏官制度，挑选一批又一批刚直之臣专门负责劝谏，以防范君主说错话和最高决策失误。明太祖开始时还沿袭，觉得碍事而废除。建文帝复设谏官制度，只是掌权不过四年即下台，这一制度也随之被废。建文帝统治不过四年，但上位时就施行新政，减轻重税、宽刑省狱、约束酷吏和特务，改变明太祖时起的法律体系中太多人治性和歧视工商业的倾向。如果建文帝统治下去，或者建文新政不被废除，明朝很可能会成为升级版的宋朝，开启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就未必只有西洋那几个小国了，至少神州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困难痛苦。

　　神州在宋元时期已为工商业、对外贸易和市场化政策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明显领先于世界，只等处在历史关口上的明朝统治者做出正确决定。明太祖却走极端、搞倒退，建文新政是一次做出正确决定并付诸实践的努力，只因朱棣作乱而昙花一现。但这短短四年在神州文明史上意义重大，方孝孺、景清和铁铉等一大批臣子对建文帝忠心耿耿，宁承受酷刑和灭族也不屈服。早在朱棣攻进首都之前，朝臣大多都放弃官位和俸禄，只有小部分例如杨荣去恭迎篡权胜利者。明朝人朱莺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朱元璋生前设立藩王制度，对他众多儿子即各地藩王给予非常优厚的待遇（与对待官员的吝啬苛刻截然相反），还让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并世袭；自己小时穷惯苦怕了，夺得天下后让子孙们都尽可能多地享受权力和富贵，这点影响他的理智。古人很多都读过西汉七国之乱和晋朝八王之乱等重大史实，而其历史教训也不难理解。叶伯巨这位文臣给朱元璋上书《奉诏陈言书》，除了指出“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两大问题外，还列举充足史实论证由藩王们握有重权和重兵的危险，“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

　　朱元璋没采纳叶伯巨的劝谏，还大发雷霆，“谓其离间骨肉”，叶伯巨本人在当年即明朝建国第八年被整死在监狱。这个事件后，再也没有哪位大臣敢进谏说藩王制度的巨大隐患了。《明实录》讲到朱元璋对西汉七国之乱的看法，他认为过错方是打死吴王儿子的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以及建议削藩的晁错，如果没有打死吴王儿子和削藩之举就不会发生七国之乱。由此可知，朱元璋被私欲自私心和小农土气遮蔽了双眼心眼，给后继者留下了个巨大问题，否则，建文帝就不用去捅各地藩王利益这个马蜂窝，最终还丢失了皇位。

　　正好与对各层官员的吝啬和超高要求形成鲜明对比，明太祖将诸多特权和很优厚的物质待遇分给其众多儿子，各地藩王势力膨胀。建文帝削藩是应该的，只是朱棣造反成功。朱棣做皇帝后也削藩，收回各地藩王的军政权力，还设置条条框框剥夺权利和限制人身活动，例如规定终身不准离开封地王府、王与王不得往来相见、外出郊游须经批准、赏赐下人须到官府备案、只能任用穷秀才和落职小官吏等。同时又给予很优厚的物质待遇包括大量田产，让他们世袭只管享受和生孩子，有些藩王有太多子孙记不来而进行编号。

　　朱元璋子孙到明朝中期多达几千人，到末期超过十万人，无数平民的土地被圈占为“皇庄”，朱家成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超大地主，尽管如此还独享国家发放的高级福利，明末十分之四财政用来供朱家藩王系统花销。这帮人组成了天下无敌的特权食利阶层，整天就大吃大喝，吃饱就睡，醒来就交配；不读书不种地也不经商，因几乎不出王府就算给他们地图也不会跑。明末时，大批破产农民或无地流民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下，为了活命去找谁？老朱的成群子孙最多肥肉，最多油水，如同猪群。很快，繁衍了二百多年的数以万计的白白胖胖的朱元璋子孙被送进了屠宰场。对此可观看《罗辑思维》134期《恶之花》、141期《恶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