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河北长篇小说的新态势 作者：封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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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河北长篇小说的新态势（转载）
作者：封秋昌

　　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收获》、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有影响的期刊和出版社屡屡刊载或出版河北作家的长篇小说。但小说发表后，能够产生一定反响的作品却屈指可数。近几年，每年都有十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整体水平仍不能尽如人意，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可喜的发展态势，这在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题材趋于丰富和多样，农村题材占压倒优势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比如，在我看到的去年出版的10部长篇小说中，就分别涉及历史、现实、反腐、婚姻、爱情、家庭、校园、官场，甚至还有涉外题材，而纯粹的农村题材只有《日头日头照着我》一部。我认为，作品题材的广泛和多样化趋势说明河北的作者队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我们的作家只熟悉农村的单一倾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新的生活领域和群体、阶层将不断涌现，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我们的作家去适应，去关注，去体察，去熟悉，去描写。相反，题材的单一化，反映的是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和艺术视野上的单一化、片面化，因此不适应时代对文学艺术的要求。
　　其次，陌生作者唱主角，是近年河北长篇小说创作的又一可喜现象。如我看到的去年出版长篇小说的10位作者，其中就有6位(范文华、唐慧琴、李洪斌、宋紫峰、许久东、杨新成)是我们感到陌生的。《日头日头照着我》是女作者唐慧琴的长篇处女作，它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情感赢得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青睐。小说出版后，先是在四川省获奖，之后又获得河北省2008年度十佳作品奖(是本年度唯一一部获奖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可贵之处，一是在多种矛盾的交织中，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任文秀这个新的乡镇干部的艺术形象；二是作品能给人不留痕迹的真实感。任文秀是一个乡里的“招聘干部”，所包的太平庄，由于家族之间、村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干群之间、家庭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长期以来不太平。乡里曾先后两次派去包村干部，非但没能使太平庄太平下来，反倒都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而任文秀这个无职无权的招聘干部，又是一个被人们瞧不起的“娘们儿”，却竟然赢得了太平庄干部群众的信赖，不仅化解了这里长期积累的矛盾，还为这个穷村找到了致富的门路。究其原因，奥秘就在于她那发自内心的对乡亲、对村干部、对同事的“真心”，太平庄能够太平下来，就是她的“真心”所得到的回报。在任文秀身上，体现着以人为本、构筑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毫无疑问，唐慧琴是熟悉乡镇生活的，但她还不能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拉开一定的距离，从而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层面来俯视和思考生活。
　　《县城》的作者宋紫峰同样名不见经传，但他对“县城”却了如指掌。中国的县城，犹如一座桥梁，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市。一方面，它接受着现代化进程的新鲜信息、新发展、新变化，一方面，又与古老的、传统的、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息息相通，并且受到其制约。小说取名“县城”，其寓意大抵如是。首先，这部作品能够给予我们“生活的整体感”。这部仅有25万字的作品，却对县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鸟瞰。作品不是孤立地“就县城写县城”，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将笔触延伸到贫困的山乡和繁华的省城。这样写，不仅使作品具有较大的辐射力和信息量，更重要的是将县城那种亦城亦乡、现代与传统相互浸染的生存大背景和特点突出了出来，从而展现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县城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其次，作者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取生活，因而对复杂多样的生存现实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而没有我们常常在一些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极端化和片面性认识。作者既看到了生活的沉重、无常、偶然，同时，又在这沉重和无奈中发现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人性中美好和善良的一面。但是，纵观整部作品，如实的“呈示”有余，而深刻的说明和揭示欠之。
　　《大地火焰》的作者李洪斌，197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高级工程师，曾先后任省地矿局处长、石家庄市地矿局局长等职。这部小说以他熟悉的地矿领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独立王国的破灭过程。凤彤县矿源丰富，但矿业秩序极为混乱。该县县长陈东浩拉帮结派，网罗亲信，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巧立名目，将原属国有的大岭矿据为己有，雇佣堂弟詹桂堂做矿主，横行霸道，越界开采，组织打手，收取保护费，侵占他人矿井等等，并以栽赃陷害等手段排除异己，致使几任新派来的县委书记或调离，或被迫辞职，凤彤县成了陈东浩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围绕着整顿矿业秩序，新任县委书记华震生与以陈东浩为首的黑势力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既写出了华震生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斗争策略，又没有夸大他的个人作用，这个独立王国的破灭，是上上下下各种正义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使然。因此，作品比较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艰难，也揭示出这个独立王国破灭的必然性。遗憾的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笔触停留于外在行为上而不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这势必会降低它的文学成色。
　　许久东在沉寂多年之后，出版了带有家族史性质的长篇小说《旭氏家族的女人们》。作品描写了从1943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旭家的女人们在日寇占领、土匪横行、洪旱灾荒、瘟疫流行的乱世之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考验。其中，当家人二奶奶杨若檀和三奶奶宋春梅两个人物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作者从生死攸关的突发事件和家庭日常生活两个层面来塑造二奶奶这一形象。二爷被害之后，她挫败黑狼帮受人收买前来讹诈钱财的阴谋、劝阻舅爷金湘和家人为二爷报仇的冲动；用金簪刺伤鬼子的眼睛并打伤汉奸后独闯西风口去见龟年，后因被怀疑为八路军通风报信被龟年严刑拷打宁死不招等行为，展现出二奶奶处变不惊的刚勇、胆量、智慧和理智；在娘娘河遭受旱、涝、瘟疫等大灾大难时，她毫不犹豫地提出捐粮、卖店铺以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在日常生活中关心旭家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受人歧视的翠翠(做过妓女)，给荞麦出主意让她开酒馆，为的是让她“像模像样地活下去”和“不受人欺负”，这体现出她的仁慈之心和作为当家人的责任感。有胆有识、处变不惊、威武不屈、富而能仁、深明大义、有同情心、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这就是作者笔下的二奶奶形象。三奶奶同样不乏聪明和智慧，但她与二奶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她的精明与才智都用在了谋求家族和个人利益上，不仅缺乏仁爱之心，甚至还有一些狠毒和残忍。二奶奶固然值得敬佩，但未免太过理想化和传奇化了。
　　再次，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出现。《古赵雄风》的作者范文华，是一位“80后”的年轻作者，却对赵国的兴衰史进行了研究和梳理，从2002年到2008年，经过六七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卷本、百余万字的作品，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分《鸿鹄北翔》、《紫气东来》、《滏流东渐》三卷，展现了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孝成王三代君主长达80年的历史，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是再现性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尚缺乏更为独到的思考和深入的开掘。不过，年轻的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何玉湖的《是什么使我们幸存》分上、下两卷，90余万字，作家对百余年来东南亚和中国的历史变迁、经济状况、民间文化、土地问题、宗教问题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和思考，得出了新鲜而大胆的结论，历经10年，才完成了这部作品。
　　经济学家玛利亚诺·林孔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他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他自幼生活在菲律宾，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小说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写林孔在中国农村看到的现状；一条写林孔对自己在东南亚的生活和家族历史的回忆，两条线平行发展，交叉描述，意在追寻历史与现实内在的因果联系，探究着“是什么使我们幸存”的问题。林孔在对百年来东南亚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一、土地是灵魂的依藉，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城镇化的时代，如何妥善处理经济开发和保证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二、一个民族和国家要想生存下去，不能盲目地效仿西方或其他国家，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国情出发，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三、每个民族和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或宗教信仰，这是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而没有精神信仰，人将变成非人。
　　由此看来，所谓“是什么使我们幸存”的问题，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深思并加以解决的形而上问题。这就是这部作品所要力图表达的东西。然则，理性的思考胜于形象的展现，又是它的缺憾。
　　总之，上述作品各有各的优长，也有共同存在的问题：这些作家一般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但缺乏高屋建瓴的艺术洞察力和艺术发现能力；这些作家一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叙事能力，却多停留于描述“具体事实”的层面，作品缺乏的是独到深刻的形而上内涵；这些作家都在努力塑造人物，但缺乏打开人物心灵奥秘的能力；有些作品能够给予我们阅读的快感，但缺乏艺术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有鉴于此，希望河北作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满足于小说的出版，不要追求数量和写作速度，反之，则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感知水平，特别是要重视营养自己的心灵，在艺术上要精益求精，力争创作出有反响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精品力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