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章、神州坠入黑暗时代

　　明朝二祖即朱元璋和朱棣，不像唐宋时期的德主刑辅、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开明专制，而是重启了赢秦那种严刑峻法的忤逆文明法制进程的极权主义专制统治。明朝法律规定，农民可以穿丝绸和纱，但如果一人经商，全家都不准穿丝绸、纱和貂裘，商贩也不准在家使用银制器皿，考学和当官更受到种种限制。商人与明朝的仆役和倡优等贱民，都受到阶层歧视。工商业受到极大压制，税源更多落到农民身上。为维持庞大财政运转，向农民增税也不够，还大幅减少官吏俸禄并限死其灰黑收入，那么就得靠严刑峻法和特务统治，东厂有十五万爪牙遍布全国，铲除异己和告密之风盛行，用刑又极为残酷。正因为极端扭曲、全面畸形，才产生五花八门的大案，例如明初四大案、于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空印案、郭桓案、袁崇焕案、两次妖书案。

　　世界的潮流是商业化和对外开放，西洋进行文艺复兴和开辟新航路，朱家则将整个神州大陆给封锁住，一开始就严令“不许片板出海”，“严交通外藩之禁”。《明太祖实录》记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三年，即明朝初创还未统一神州时，朱元璋就“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在洪武二十年命令，舟山等数十个岛屿的以海洋和外贸为生的居民，统统迁往内陆。昌国县也被彻底废除，《明太祖实录》还说到原昌国县“民常从倭为寇”。张煊在《西园见闻录·防倭》说明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这里的不逞之徒的标准是，不服从海禁和禁止以海为生的明朝祖制。

　　到了明成祖时，打造众多大宝船连续六次下西洋，大搞“朝贡贸易”，其实质并非平等基础上的更非近代意义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说是不平等，对于“万邦”来说，朝觐和跪拜高高在上的大明天子；对于神州来说，赏赐大量财货给“万邦”，天子在海外获得一片赞誉，在国内却耗掉巨额税收和血汗钱。不久明朝恢复朱元璋祖制，断绝了自唐宋时就以外贸为生的东南沿海百姓的生计，引发大量走私，还酿成“倭乱”。

　　当时国人记载和官员上奏都说，这些倭寇十之七八是本国人，而且受到沿海百姓的支持和保护，这是抗倭的最大难处。明末史学家谈迁也在《国榷》记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分析说：“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这些所谓的“倭寇”不攻击平民（因为是乡亲和生意伙伴），而专对抗官府，特别是在朝廷诏安倭寇首领即安徽人汪直却失信杀害他而导致群龙无首之后。经过许多折腾，明朝终于开放一个港口，沿海百姓可以正大光明做生意，“倭乱”立即全部结束，就这点开放就海波平息。神州历史这样走向，很大原因是朱元璋的思想确实太过封建闭塞，例如刚在金陵建都，他就打算将京都迁到他的老家凤阳，幸好刘伯温等大臣劝阻了。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并诅咒复设之人（基本上排斥掉黄老古社的参与和影响），这是完成极权专制的重要一环。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极端集权就得非常勤政，并要事无巨细都处理得当，但手握全部大权的明朝皇帝大多都太不正经、极端不勤政。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黄宗羲评道：“有明之无善治理，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朱熹虽然迂腐，也差点被朱元璋认为祖宗，但有小段话说得句句在理：“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换言之，君主独裁专断，不能同朝臣们集体商议也不受制约，那么犯错必须独自负责，不能怪他人。

　　注意，宋代的二程兄弟、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具有某些民主法治意识而反对极权暴政，朱元璋屏蔽理学美善一面，而专取丑恶成分。余英时说：“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 对于这些道理，大一统明朝多数皇帝尤其是开国的朱元璋和末代的崇祯恐怕都不明白，偏好集权专断，做得不好则把全部罪责推诿给大臣，只要说大臣是“贪官”“腐臭文人”，愚民们就都咬牙切齿，听皇帝的一起归罪于大臣。

　　与工作狂朱元璋形成鲜明对比，从明宪宗到明熹宗共有一百六十多年没上过朝或没召见过大臣，处理朝政的重任落到了首辅等官员身上。同时，朱家因怕被架空，重用直属皇帝的厂卫特务，尤其是天生依附于皇帝而不可能被朝野上下认同的太监去监看和钳制首辅等官员。在人口不过几千万的明朝，十多万人进入厂卫系统充当皇帝的鹰犬爪牙，且不说这得消耗多少税收或民众血汗钱，民众缺乏最起码的个人隐私和人权保障，随时都可能遭到不走程序更无需罪名的逮捕和施刑。官员和太监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明朝的宦官弄权和党争问题在神州整个历史上都是最严重的，像汪直、刘谨和魏忠贤等有皇帝撑腰的太监先后粉墨登场。

　　明朝能够延续二百多年，主要因为农业经济、社会分工体系、各项制度经过周汉唐宋四大王朝而发展得成熟完善，还因为儒家的正面教化。朱熹把儒学搞得很僵化，但也没有篡改儒家典籍原文。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践行孔子教导，首都金陵大多数官员都忠于合法的建文帝，宁放弃官位和俸禄也不朝拜朱棣这个篡位者。按照神州正统礼制秩序，朱棣就是乱臣贼子，这是洗不掉的。后来，李东阳和张居正等贤能的首辅顶着各种阻力行使宰相或说总理的职能，于谦和左光斗等多位士大夫在高压之下也能保持气节，陈子龙及其徒弟即才16岁的夏完淳等知识分子则在抗清失败后以身殉国。这些忠臣义士获得后世赞扬，也让许多人喜欢上明朝，以至于把汉朝、唐朝和明朝并称起来，以“汉唐明大帝国”为自豪，说“强汉”“盛唐”“刚明”。

　　其实每个朝代多多少少都出过名臣，由于年代较为久远、资料记录不发达等，后世较少关注罢了。名臣辈出，要么对应着国家治理得好，例如唐太宗朝和宋仁宗朝，要么对应着朝政混乱和危机严重，例如东汉末期。唐宋多数时候君臣关系融洽，相互信任，合作性远大于对抗性。明朝则自始至终都与唐宋有着很大不同，明朝名臣过得非常艰难且危险，尤其受尽宦官的打压钳制和污蔑中伤。朱家充当了玩弄帝王之术的角色，扶持一部分人例如宦官去压制另一部分人例如各部尚书，以确保自家的专制大权。受扶持的往往是酷吏和恶棍，仗着皇帝在背后撑腰而为非作歹，而等皇帝死了或不需要利用了，这些人没好下场，还得背黑锅。

　　明朝社会就是这样步步走向僵化腐朽，上上下下都烂透了，造假之风也空前严重，例如假银子从种类、明目、手段、工艺方面都登峰造极。当时西洋人来华，就描述了明朝如何封建僵化、腐朽黑暗、落伍于西洋。且说明末一段历史，“1596年，一场大火将乾清、坤宁两宫烧毁，工部郎中贺盛瑞为灾后重建总指挥，贺清廉节约，两年竣工时核算下来共花费72万两银子，比预算居然少90万两，一半也不到。意料之外的是年终考核贺即被贬，后直到冤屈至死。多年后，好友邱兆麟评论：你既断太监财路，同僚又无法贪污，人家能饶你，这就是古代中国。”（括号中文字，来源网上）

　　在明末，东林党是阉党之外影响巨大的一股势力，盛产伪君子和投降求荣派，以至于有人感慨道“宋末出忠臣、明末出汉奸”。许多国人特别是明粉喜欢这个最后的汉姓王朝，一大原因是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贸易巨大顺差、某些启蒙思想、多部大著作等。但要知道，这些活跃因素在明朝后半期封建统治有所松动时才出现，而且恰恰是对朱元璋祖制和明朝前半期政策的反动。例如，《本草纲目》（1578年）、《农政全书》（1633年）、《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游记》（1640年）等古典文化或传统技术的集大成著作都诞生于明朝灭亡前不久。如果按明朝祖制，去哪里都得有通行证，李时珍和徐霞客还能到处游历么？

　　启蒙思想在明清换代之际皇权不稳时集中涌现出来，这些思想家主张天下民主、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反对朱家那整套君主专制、重农抑商和程朱理学。黄宗羲反对极权专制，呼吁以“天下之法”取代王朝君主的“一家之法”。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则认为，保卫国家机器例如某家王朝是统治者和权贵的事情，而关怀天下苍生，维护人类社会，则是每个人的责任。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在明朝二祖治下说出这些话，必死无疑，还要株连几族人。

　　李贽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是启蒙思想的先驱，他大骂明朝社会遍地是假人假言假事假文、只会污染无数“童心”而代代因循，自己也被批为“离经叛道”“愤世嫉俗”“异端阴暗”。他指出，时人热衷功名仕途，满口伟光正，向他人灌输“忠君爱国”“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只为自家升官发财、广置田宅，还不如市井之徒、工商小贩。明朝官府容不下他，就给他扣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他最终死在监狱。

　　朱家还重新确立已废除了上千年的殉葬制度，这是黑暗时代的标志之一。史书记载，四十六位女性给明太祖朱元璋殉葬，到了明成祖朱棣也有三十多位女性殉葬。有位郭姓女子入宫不到一个月，就被指定给明宣宗殉葬。她为此写了悼词：“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朱元璋到底有没有把殉葬受害者的生命当回事呢？有没有半丝的良心发现呢？年老的朱元璋由于很喜欢某个妃子生下的已有几岁大的小公主，才允许其母亲即这位妃子不用随自己殉葬。有话说“母凭子贵”，这里可谓母亲靠女儿保住了一条命，才受到了皇上不杀之恩。

　　除了皇帝，藩王去世也拉多名活人给自己殉葬。例如，《明史·诸王传》记载，朱元璋次子秦王死了，“王妃皆殉”。据明朝藩王墓地挖掘和遗骸鉴定，一条条的人殉都是年轻女性，她们生前是朱家女人，被活生生拉下阴间还得做朱家女人。大贵族妻妾成群，这么多女人嫁给朱元璋一大群子孙，心理会不会有巨大阴影，时刻为丈夫比自己早死而担惊受怕呢？明朝立国将近一百周年时，明英宗才在1464年废除他祖宗设立、他家族盛行的殉葬制度。而明朝之前的元朝，都没有过殉葬制度。

　　元朝和明初的原始资料，包括明朝人修撰的《元史》，都没说过元朝皇帝搞殉葬，近现代考古挖掘也没有相关证据。明朝中后期的《见闻杂记》说到蒙古薄葬传统：“元朝之事，人都轻其元人不之依仿，却有可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万马蹂之，守以官军。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后懈守，庙号止称某皇帝，不似宋朝徽号，加至十余字，窃恐可法可传，不当以元人弃之业。”满清在消灭南明统一神州之前搞过殉葬，统一后即废除，所以说，明朝是神州最后一个实行殉葬制度的大一统王朝，也是除秦朝外唯一一个确立殉葬制度的大一统王朝。

　　明初官修的《元史》只提到，元朝官府对民间女子看见丈夫死了也跟着死的“忠贞”而“旌其门”。在儒家传统中出现这种事并不出奇，反而是用程朱理学控制人民的明朝，大力鼓吹寡妇不改嫁还得殉夫的妇节。《明史列女传》记载有300多例妇女殉夫，明朝地方志更多这些记载，如安徽《休宁县志》说该县烈妇多达400多名。死法有自缢、自刎、自焚、绝食、跳崖、吃毒药等，死者很多是十几岁就守寡的女子。《古今图书集成》列出的烈女节妇，唐宋加起来才310多位，而明朝多达36000多位，足足是唐宋时期一百多倍，就像女子裹脚，在宋朝是个别现象，到明朝完全普及化了。这点也可解释明朝皇帝和藩王要女子们殉葬。

　　明朝终结于受汉族百姓积极响应的流民暴动，早在清兵涌进汉地前就被攻下京都，崇祯皇帝自杀是因为同胞起义而非异族侵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进京后，不去安抚民心和重建统治，却像个爆发户带头奢侈糜烂（大概在朱明统治下穷惯了），其中吴三桂的家人不是被奸淫就是被弄死。作为守关将领的吴三桂一气之下放清兵入关，很快几万清兵在神州大地上进行多起屠杀，却没遭到太大抵抗，否则这点胡人早就被广大汉人的口水给淹没了。满怀民族气节的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几度大败满清精锐又回师成功救京，却被崇祯处以极刑！袁崇焕留下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有人说，袁崇焕就该杀，崇祯做得很好。问题是，崇祯真的那么好吗？崇祯将关宁铁骑交给吴三桂去带领，后来吴三桂主动打开山海关请戎狄入关，而关宁铁骑诸将和士兵们都服从吴三桂这个命令，一起引狼入室。再后来，满族统一汉地，消灭南明，基本上都是靠汉族兵将去攻打，其中吴三桂率领的汉兵打得特别卖命也特别出色。南明几支主力军都是集体主动投降。如果你在这些队伍中，你会怎么做？会为了民族大义而宁死不拜夷狄吗？崇祯任命吴三桂到这么重大的职务上，给华夏带来一场浩劫，难道崇祯就不用负责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明朝末年汉地十八省，民不聊生，千疮百孔，难道朱家不用负起主要责任？

　　弊病丛生的朱家明朝挂了就挂了，问题是清兵入关南下多次屠杀，逼着汉族男子留辫子。其实，如果不强迫留辫子，汉族反抗者和大屠杀都不会很多。不管怎样，偌大神州这般装束了两个半世纪，可见明太祖全面确立的程朱理学、八股文、文字狱、极权专制等摧残汉族人格的恶果是多么严重。放到先秦贵族和两汉士族，宁愿自杀都不受这般侮辱，那必然反抗至死，那点戎狄哪里抵挡得住呢？

　　明粉们大赞“刚明”，说明朝人最有气节，“君臣死社稷”几为明朝专利（南宋皇帝和十万臣民在崖山集体殉国都不敢拿这话当专利）。当被问到明朝为何会被灭，明粉们又说明朝出了很多汉奸卖国贼，那明朝人到底有没有气节呢？明粉还说满清“天子弃国门，君臣万里遁”。面对热兵器的海外侵略者，慈禧和光绪的确离开京师逃到陕西省，这得承认，打不过西洋现代化国家。南明皇帝面对冷兵器的敌手和人数不过几万的胡兵，逃到广西，接着逃到云南，最后逃到缅甸就赖着不肯走，龙体屈膝在“南蛮”或“西南夷”的脚下。明朝人在全国各地给魏忠贤兴建生祠、集体大呼太监为九千岁，会跪着胡人大呼万岁也就不足为奇了。

　　满清屠杀反抗者过后还懂得重建统治秩序，复制和重启明太祖推广的那整套，包括极权专制、官僚主义、严刑峻法、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天朝自居、八股取士、文化高压、灭绝人欲的程朱理学、歌功颂德的文体、极端的愚民政策和户籍制度。不同的是，清朝皇帝一般都正经而勤政，也更健康长寿，不像明朝多名皇帝常年不上朝，很多恶习。清朝也没有明朝那么黑暗的特务统治、宦官弄权、外戚干政、激烈党争和殉葬制度。清朝还对皇室子弟管教严厉，禁止他们居住京城之外，只有皇帝儿子可封王，王爵不可世袭，有爵位的得一代代降级下去直至为庶民。这点应是从汉朝推恩令的历史学来，根本不同明朝的藩王制度和皇庄扩张。

　　事实上，满清一直很尊重明朝，官修《明史》赞它“远迈汉唐”，而许多明粉拿着这四个字去高颂明朝、贬低清朝甚至唐汉。清满吹捧明朝，而朱元璋吹捧成吉思汗和蒙元，这大概会让许多明粉们感到意外，因为明粉们往往都是不多看些资料，狂热崇拜或皇汉主义就情绪化地直接暴露。清朝将明朝许多资料删改，主要是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内容或皇汉主义言论，将这些变为粉饰少数民族尤其是女真满族。清兵打着为明朝皇帝报仇的名义去统一神州，清朝也很少黑明朝皇帝，主要黑起义军和奸臣，例如《贰臣传》那些文臣武将。值得一提，朱家有人当了南明帝王，号永历，这个永历帝竟然跪拜着连满人都鄙视的吴三桂。

　　明朝不管被说成多么先进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现代形态的文明，依然是重农抑商、王侯将相、纲常名教。神州人的冷漠、麻木、奴性、贪婪、权力欲重、窝里斗等劣根性，是几千年来自身发展的结果，尤其与秦始皇和明朝的极权统治有莫大关系，与少数民族没有多大关系。朱家治下的大一统华夏，汉族人口至少都有好千万，却被文明严重落后的几万满人给打败（崇祯朝被流民灭掉、南明被满清灭掉），如果明朝没有糜烂不堪、病入膏肓，会被灭掉吗？就像有网友说的，没有明朝奴化了我们汉人，满人能奴化我们吗？因为明朝崩溃，神州大半人口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了作为世界大战主要战场的西洋旧大陆。明末出现了专门割人肉卖给专门市场的，屈大均作《菜人哀》：“夫妇年饥同饿死，不如妾向菜人市。得钱三千资夫妇，一脔可以行一里。两肢先截挂屠店，徐割股腴持作羮。不令命绝要鲜肉，片片看入饥人腹。”

　　明清时期一直停滞不前，错过资本主义潮流和海洋时代，到晚清时神州落后世界很多了，因为明朝对应西洋商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即初级阶段，而清朝对应西洋工业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阶段。明朝初期制造文网滥杀精英时，西洋进行了文艺复兴；明朝中期海禁时，西洋开辟出新大陆，而郑和船队再牛逼也不过航行在前人早已熟悉的海域，带回来不是海外市场而是瑞兽（把东非长颈鹿说成麒麟）；到张居正为地主官吏过度剥削而调整封建生产关系时，西洋经过尼德兰革命而出现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朝在镇压农民起义时，英语岛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伽利略逝世而牛顿出生。这样也好意思大赞朱明而大骂满清么？

　　再说明朝疆域有没有“远迈汉唐”呢？汉唐将疆域推进到中亚地区，还将北漠异族给征服，尽管汉唐年代久远，生产力和交通都不如后世发达。说是“迈汉唐”尚且值得怀疑，还说“远迈”，岂不谬哉？面积比神州还大的西伯利亚原本是元朝疆域，但继元朝而起的明朝却没能将元朝那么大块疆域给收回，除了东北一带暂时延续了元朝疆域。在明朝那个时代，沙俄已扩张到太平洋东岸，将西伯利亚轻松收入囊中。

　　清朝没把西伯利亚从沙俄熊口中收回，但疆域比明朝大很多。清朝面积在大多数时候维持在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明朝只在前期维持了900万平方公里，到了后期仅剩300平方公里，大概也就北元或蒙古高原那么大。有网友说其家孩子问清朝版图怎么比现在还大。可见，清朝并非那么垃圾不堪，明朝也并非远迈汉唐。明粉们夸赞明朝是唯一一个不割地的王朝，从900km?缩小到300km?，丢掉大半疆土，也好意思说不割地？

　　不可否认，清朝在维护庞大疆域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有效推行满、汉、蒙、回、藏同为一家的和睦政策，牢牢统治各民族聚居的广大地方，根本不需要“天子守国门”和万里长城这扇耗费巨资的墙。明朝疆域基本上没踏出过长城半步，西域地区几乎没碰过，东北地区只在一段时间统治了。朱棣大耗民力财力，带几十万大军征讨蒙古多达五次，只在大漠兜了兜圈然后回去，连蒙古王的大帐都没看到，也没建起行政区，还把汉蒙关系搞得更恶化。不久后明朝皇帝在长城国界被蒙古某一支俘虏了，土木堡之变也说明朱棣当年战果之微小。因朱家不能处理好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不能征服人心，蒙满地区不属明朝时的神州。“天子守国门”，以及多次大耗民力财力修筑长城，这恰好反映出民族关系搞得怎样以及疆域龟缩成什么样子。

　　沙俄趁机割占神州大量土地，其他列强侵占的土地全加起都不如沙俄侵占的三分之一那么多，但清朝保住了蒙古，以及东北和西北的多数土地。不容洗白，晚明的疆域龟缩得太小了，汉地十八省也是千疮百孔，不同的是，晚清问题主要是经过工业化的握有热兵器的外来侵略者造成，晚明问题主要是很多仅把锄头的本国贫民起义军造成。清朝灭亡再过些年后，斯大林及其前任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苏联占领军的刺刀下蒙古人举行公投，外蒙古被分裂出去，而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从明太祖开始的神州黑暗时代，延续到斯大林霸权时期。

　　最后说一点，明太祖将程朱理学和八股文确立为官方哲学和文化主导形态，影响极大，强化了天朝自大心理和封闭内向性格，使得整个民族对科技、新事物和海外世界毫无兴趣。宋朝和元朝再怎么垃圾不堪，也不至于鄙薄工商业和海洋贸易、以长城和大海为高墙壁垒而宅在象牙塔里整天搞“内视法”。神州精英集体兜着圣贤书死读，整天喊口号，标榜自己为“清流”“正统”，看不上商贩、工匠、发明家、洋人或夷狄。起义军灭亡明朝而满清灭亡南明后，这帮理学官员大批大批地投降异族建立的新王朝，到清朝顺治年间又侮辱和攻击把近代科技文化带来神州的西洋传教士。

　　鲁迅在《看镜有感》说：“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痛哭流涕来劾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扣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不准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

　　杨光先写《群邪论》《辟谬论》等古文攻击新历法“十谬”，赢得程朱理学家阵阵喝彩后又诬告汤若望和南怀仁，以至于两人和一些不反对新历法的官员遭斩首或流放。幸得孝庄皇太后相救，这些开明人士没全军覆没。这场中西历法之争发生时，康熙只是个懵懂小孩，却没有信服程朱理学家，自己亲政后对西洋近代的数学、地理、历法、医学、解剖、火器、工艺、绘画、学术乃至语言等都有兴趣，提倡学习和采纳。但神州传统惯性非常巨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帮只惯常读圣贤书、专写八股文的“理学清流”对此毫不感冒，打心底认为中华文明如何地博大精深、先进伟大而夷狄事物如何地毫无大用、野蛮落后。被几艘远道而来的洋船轰开国门后依然自尊自大，对洋务运动很是鄙夷和阻碍。正如鲁迅说，“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

　　在清朝末年，弈訢和文祥等能干的满族人推行中央洋务，曾国藩和左宗棠等汉姓名臣推行地方洋务，在海防、海关、税务、教育、铁路、矿业、机械等方面，很艰难地从明太祖以来极权、愚民而黑暗的封建母体中促进近现代化的起步。东夷岛国被西洋叩开国门比神州迟，但开化得快，因为东瀛人更多是吸收黄老道家和唐宋时期那种开明开放的精神，读《四书五经》也是吸收先秦儒家那种独立人格、诚信原则和自强精神，而不是实践明太祖确立的那套伟光正的官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