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黄老古社彻底灭亡

　　明太祖驾崩尸骨未寒，他的四儿子即燕王朱棣恰好以同西汉七国反叛中央时一模一样的名义即“清君侧”发动内战。这场动乱长达三年，朱棣美其名曰“靖国难”，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万，伤者更多，相比之下皇子间决斗的玄武门之变可谓小巫见大巫。按照华夏正统观念，朱棣行为完全是忤逆其父亲和君主的，因为建文帝的亲奶奶是有“大脚马皇后”之称的一代贤后，当年偷炊饼给正落魄还被囚禁的朱元璋，以至于胸口被烫伤。马皇后所生的朱标太子早逝，朱元璋也要隔代传位给建文帝。正因为如此，朱棣夺位后宣称自己是马皇后的亲儿子，这对于巩固自己的皇位有巨大作用，但历史不足以证明朱棣的一面之词。

　　《明朝那些事儿》说：“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棣在战火中出生，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这并没有错，但那个经历痛苦的分娩，给予他生命、并抚育他长大的母亲却并不是马皇后，那个带着幸福的笑容看着他出生的女人早已经被历史湮没。”“事实上经过历史学家几百年的探究，到如今，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甚至她的真实身份也存在着争议。这些迷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有人不希望这位母亲暴露身份，不承认他有一个叫朱棣的儿子。”“这个隐瞒真相的人正是朱棣自己。”“因为朱棣是皇帝，而且是抢夺侄子皇位的皇帝，所以他必须是马皇后的儿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嫡出，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继承皇位。……正是由于这些政治原因，这位母亲被剥夺了拥有儿子的权利，她永远也不能如同其他母亲一样，欣慰的看着自己的子女成长。”

　　《明朝那些事儿》还说：“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历史无法掩盖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破绽是存在的，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存在于官方史书中。”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搜下相关资料看看有哪些破绽，朱棣大耗民力屡屡破坏礼制修建大报恩寺尤其是琉璃塔即为他不敢认的生母。社会历史是个多种信息协同存在的环环相扣的大系统，说出一个谎言，为了圆这个谎必须再说很多个谎。

　　朱棣非法夺位后，将忠于合法的建文帝的大臣和坚守儒家信条的士人全部抄斩夷族，越是害怕舆论，就越残忍杀人。远志明《神州忏悔录》说：“朱元璋先后杀了胡惟庸和李长善两任宰相并亲族友人二万多人，又杀了大将蓝玉并部下二万多人。被杀者还有：皇太师宋濂，智囊刘基，宰相汪广洋，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大臣李仕鲁等等。浴血奋战，患难与共的开国功臣，几近灭绝。……朱棣像他爹一样心虚又心狠，杀灭太常卿全族，两任兵部尚书全族，礼部尚书全族，户部侍郎三族，御史全族并乡亲故里，大理寺少卿家族二百多人，大理寺丞家族四百多人，皇师方孝孺十族并学生八百多人。”

　　可能因为不想让人们看到自己对同族婴儿下手，加上完全有把握牢牢掌控权力，朱棣没有处死建文帝的两岁儿子朱文圭，而是将他幽禁在他们朱家的故乡即安徽凤阳的某宫殿内。明成祖这位侄孙直到五十多岁才被明英宗释放出来，但不能适应外面世界，“不辨牛马”，不久即去世。明英宗确实有一副人类的心肠，例如废除了朱家全面贯彻的殉葬制度。所以说，明朝皇帝尽管大多都不像样，但也有比较好的，明英宗的孙子明孝宗更是与汉文帝、宋仁宗齐名的仁义之君。相比之下，不管多么高大神武、雄才伟略，如果不立足仁德、不怜惜民力，再大功绩也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泪之上，而且人容易疯狂，一错再错下去。

　　网上有篇文章评论明朝皇帝朱棣说：“对于这样一个皇帝，能不能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那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价。”（《历史皇帝揭秘：令忠臣妻女每天被人轮奸死后喂狗》，苦尽甘来…，2016年4月24日）

　　朱棣胜利入主皇城后，却找不到建文帝或者其尸体，害怕可能还在人世的建文帝有一天卷土重来，而且建文帝似乎获得某些势力的支持。所以他一直有个心结，想寻找出他这个侄子斩草除根。朱棣不惜成本下令打造大宝船舰队，派郑和六次下西洋，大搞“朝贡贸易”，为的是宣扬国威、万邦来朝、收罗异域珍宝特产，更重要的是对内可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对外则显示自己是天朝上国的富有魄力的真龙天子，震慑住各国，警告世界不准收留建文帝。注意，朱棣造反后战场主要集中在燕国到金陵之间的地区，江南和湖广等农业发达地带没受到太大影响，因而明朝经济基础还算稳健，否则无法支持朱棣搞那么多项“奇功壮举”。

　　朱棣急于显示自己是个杀敌卫国的伟人，大动国力带着几十万大军五次北征蒙古，在大漠浩浩荡荡地进军，宣示天朝天兵要攻打胡寇了。根据正史、实录和随从官员记载可知这五次北征的过程和战果。例如，第一次北征，“获虏一人”，再虏“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对小股人“追奔不十余里”、“生禽数人”，第二次北征“毙贼数百人”，就这么多大的战绩。

　　第三次北征找阿鲁台部决战，阿鲁台部早已“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朱棣大军只“杀首贼数十人”，随后兜到其他地方找到没侵扰明朝的兀良哈部，“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第四次北征，几十万大军向阿鲁台部照样扑空，“帝方耻无功”之时，某部前来归附却被大军狂虐，三万男女老少被杀掉。第五次北征，“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分索山谷，无一人一骑之迹”，几十万大军空手而归，回到半路时，朱棣一命呜呼，再也不能发动北征了，否则很可能会有第六次第七次。

　　这五次北征所消耗的人力物力非常巨大，单单是第三次北征后勤运粮一项，“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尽管如此劳民伤财，朱棣显示出自己是个为神州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神武皇帝。朱棣亲自前往漠北为汉民族征战并心力交瘁死于途中，不少国人都表示崇敬，夸道“好样的”。

　　当时人们对朱棣北征蒙古真是一片歌颂，说他“五出漠北，三犁虏廷”。但实际上连蒙古本营的帐篷都没看到。如果犁平了虏廷，还什么还要犁第二次和第三次？如果达到了打垮蒙古人的目的，为什么还要第五次北征，而且在第五次空手而归？朱棣才死，蒙古人就控制了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很快又完成大一统，重新崛起为草原帝国。注意，蒙古之前分裂是因为内耗，而且是自己人直接打起来，并非明朝富有成效地实施了类似隋朝那样的既拉拢又唆使以促成内斗的策略。

　　第五次北征回来或者朱棣死亡才过25年，到了1449年，蒙古人在长城边上的土木堡，将明朝中央军即朱棣留下的几十万大军打得溃不成军、伤亡大半，明朝最为精锐的三大营被摧毁，皇帝和几十名重臣都被掳走，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这就是令朱明天朝上国整个地震动的土木堡之变，随后发生了的重大政变、皇族倾轧、滥杀朝臣、宦官专权等都与此有莫大关系，随后蒙古军屡屡侵扰也总能扬长而去，还几次攻打到或包围了大明首都。明朝为此不惜民力修建长城，还时不时向蒙古大汗进贡。这就是朱棣五次北征和明朝“天子守国门”的真相，许多人还真把丑事当成美事来理解和夸耀了。

　　中原王朝同北方异族打了两三千年的仗，汉朝和唐朝都打垮过如日中天的草原帝国，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都留下不少。最起码的要知道，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都是骑着马带着帐篷，来无影去无踪，对其作战首先得要有灵活机动性，而不是靠人海战术，因为“船大难掉头”。像朱棣几十万大军深入茫茫大漠，行军能有多快，能否很好地隐蔽不轻易让敌人发现，后勤补给能否跟得上以及其成本有多大。由于马上民族个个从小学习骑马射箭，农耕民族的军队更应该挑选相应的精兵强将。汉军攻打匈奴，唐军攻打突厥，都是由能征善战的名将率领，并且保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须由有大堆政务等着自己去处理的皇帝亲自出马？即使这样，汉唐时也是打得很激烈，因为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哪像朱棣五次北征“天兵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取胜没啥损失？后来康熙朝三征蒙古，每次都是激战，才摆平蒙古，清朝始终统治着蒙古直到最后。

　　朱棣发动内战打得那么出色，拥有实战经验，而且当燕王时天天对着大漠也应该研究过在大漠打仗，怎么北征蒙古就不行了？主要因为急于建功立业和树立正面形象，这影响了其理性判断。当时大臣估计也没哪个敢劝谏他，因为怕影响皇帝心情而遭受酷刑，这也是明太祖搞极权主义恐怖统治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拿破仑说：“要决断英明，比做什么都困难，也比做什么都难能可贵。”特别是独掌大权而一举一动都关系天下苍生的君主，所以要设置百官、广开言论、积极纳谏，与群臣共同商议以发挥集体智慧，而不是乾坤独断、独逞圣智。朱棣第一次北征扑了个空，过意不去，然后有第二次，一错再错下去，直到第五次，自己整个人也被拖垮了。朱棣一死，蒙古人就将整个大漠收入囊中，直到明朝后期都维持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朱棣开创许多项光听起来就让人兴奋的奇功伟绩，但几乎都是非理性的，例如编修《永乐大典》。

　　朱棣才当皇帝就下令官吏到民间搜集海量书籍（期间是否扰民呢），文臣则进行校订、编辑和抄写等许多工作。多达两万多册，共三亿多个汉字，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停了段时间又花两三年给重修一遍。这个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是否能保证质量呢？据有学者研究，大典所流传下的部分存在不少错误。事实上，搞文化和教育都是最急不得的，孔夫子都教导说“欲速则不达”。

　　不管怎样，总算编成了这部超级巨著，朱棣获得了最大化保存华夏文化的美名。问题是，这部大典编成后就束之高阁，没有出版和传播出去，大家都无法查阅和收藏，而且只保留一套。到了明世宗时宫中着火，这仅存的一套大典被及时抢救出来，险些被烧毁。再过五年，明世宗才命百余人去抄录一套副本，又过了五年才录完，可见当年编撰之快。然后，副本大典也是深藏宫中，没能流传。明朝末年政混乱和社会动荡，《永乐大典》大部分被毁了，或者不知所踪。再后来，两万多册只有几百册流传下，而且散落在世界各地。在本架空中，永乐修撰大典一方面想获得好名声，另一方面想查出有关黄老古社的资料。

　　在北方大漠没点燃多少战火，也没设置行政区，不过几个、几百人的规模，第三次北征杀了三万男女老少。向南到交址则大起战火，还设置行政区，则是上百万人的巨大规模了，这又是朱棣的一项不世之功。交址国是黄老古社的后方，朱棣怀疑建文帝去了那里，强行出兵占领交址。而他派遣的官僚和特务，贪污勒索，鱼肉百姓，引起民愤和反抗，不久即被赶跑。但已将施耐庵等众多人物全清洗掉，古社残存的势力被连根拔除。黄老古社不复存在，不再有追随者，只有零星典籍和亦真亦假的野史流传下。

　　从宋朝开始，有众多出自闽粤一带的侨民在南洋经商和生活，积累起庞大资本，有些颇具政治军事实力，但不为天朝所容，身败名裂，全如盗跖。例如，有上百艘战舰航行在从东瀛到笈多大洋各条航线上的陈祖义，被朱元璋朱棣父子视为欺君卖国的汉奸，朱棣还怀疑他和建文帝有关，派郑和船队去攻打这批侨民，抓陈祖义抓回京师剥皮斩首。侥幸不死或没被抓回神州的侨民，零散不堪，心灰意冷，不少投靠土著或西洋人。黄老古社如果没被灭，会去整合在南洋的侨民（其中陈姓最多），有望走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吧。当然，这样下来，天朝会不惜民力财力打造舰队去荡平之，再造一统华夏之丰功伟绩（不受皇帝管控的炎黄子孙都是崇洋媚外卖国汉奸，例如诏令限期不返神州本土的汉人都是数典忘祖邪恶分子，那么犯我神州者虽远必诛），也好让番邦或土著们来神州朝贡、歌功颂德和上前领受超过贡品价值十倍百倍的赏赐。

　　朱家创立了对皇帝一人唯命是从的厂卫系统代替黄老古社，以“严刑峻法”代替“无为而治”，以至于特务遍布全国各角落和几个藩属国，用百姓重税去维持恐怖。整个神州牢牢落入皇权的铁掌中，被封闭在东方大陆的一隅，成为只有狱卒（官僚包办一切）和牢犯（百姓受制于极端的户籍制度和连坐法）的超大型监狱。在同期，西洋人摆脱蒙昧黑暗的中世纪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进入大航空时代。早在黄老思想盛行的宋朝，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取得突破性进步，神州几乎要迈进大航海时代。到了重商而开放的元朝，海陆丝绸之路都畅通无阻，泉州成为空前大港。宋元相当接近资本主义了，但朱家统治彻底改变了神州历史进程。

　　以上是历史架空的大体脉络，按照该架空创作历史小说，不是写历史书，但也应该具有历史记载那种真实感和逻辑性，做到“七实三虚”乃至“九实一虚”。虽然是虚构部分，可能神秘或离奇得让人不敢相信，但也要在情理之中，符合逻辑。风林全集第27卷说：“最好的剧情应该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跌宕离奇和自然主义两类风格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也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其关键是处理好史实和虚构的关系，这点“虚”经过巧妙处理可让整个系列的历史故事变得逼真、顺畅、奇特而精彩，在已有史料中翻出新意或新故事来。历史是含有诸多偶然性或可能性的复杂系统，同时由一些基本定律所框定。

　　上述的古社或黄老古社虽然纯属虚构，但也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脉络。还有《风林全集·新世纪奇葩世界》说到的天道古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作者在2004年暑假去到阳江市荔枝园跟随四叔读《老子》《论语》等神州古籍，之后注重学习神州古代的历史文化。在2015年读完大四后呆在家，因为还没拿到毕业证而未去工作，在美剧《绿箭侠》看到一个叫“刺客联盟”的神秘组织后，受到启发而逐渐想象出贯穿神州古代史的“古社”。钻研易经的四叔和深受海外文化影响的作者都为虞舜后裔之陈氏。

　　夷州区的南怀瑾说：“中国历史有一个奥秘之处，每逢天下变乱的时候，出来救世，所谓拨乱反正的，一定都是道家的人物。等天下太平了，他们多半走老子的路线，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隐姓埋名，什么都不要。等到盛平的时候，又都是儒家人物出面。”这位国学大师有副对联：“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后半辈子在夷州区做学问）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黄老道家在轴心时代即发展相当完备，经历了汉、唐、宋几大繁盛王朝，保持很大影响，但到明初遭受毁灭性打击，极权专制和黄老思想是不能兼容的。

　　这历史小说中穿插许多“矛盾关系”，例如天人、形神、好坏、因果、善恶、强弱、多寡、礼法、治乱、愚民和启蒙、入世和出世、集权和分权、人为与宿命等。数千年过去了，都印证道家判断。《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曰：“道生于安静，德生于卑退，福生于清俭。”这些所谓矛盾，正体现人类自身种种缺陷，又喜好权谋和玩火，缺乏谦卑和自制，偏偏走上进化而高风险的单程快车，陷入递弱前途和是非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