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卷 古社秘史架空(下)

六、废墟上建立黄金时代

　　《贞观政要·辨兴亡第三十四》记录：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这话对于唐朝兴衰也适用，期间到处开疆拓土，也维持着超过两汉全盛期的空前巨大的版图，让人倍加兴奋、无比自豪。但也要看到其背面，长途攻打异族，必然要加重税收，还致使家人分离，更付出大量性命。晚唐时具有古社背景的陈陶的《陇西行》说：“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陇戍三看塞草青，楼烦新替护羌兵。同来死者伤离别，一夜孤魂哭旧营。” 皇帝和权贵们不用自己或自家人去打仗，都是寒门子弟当兵冲锋、负担起沉重的相关劳务，有些将军为建功立业、更高权势也积极主战。今人莫言说：“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越是开疆，则越是深入苦寒之地，越是消耗人力物力。这么大版图同更多的国族相接壤，很难处理各种关系，也意味着更多冲突和风险，唐玄宗为此设置多个藩镇让其灵活管控，甚至可招收胡兵。陈陶看出这些问题，在《陇西行》吟咏：“汉主东封报太平，无人金阙议边兵。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有人特别是明粉说汉唐和亲、宋朝岁币与边境贸易真是太没骨气，但这样可带来一大堆好处，至少是降低了多笔直接间接的成本，同时可以发挥中原王朝的固有优势，在经济上绑定和制裁胡人，在文化上弱化和同化胡人。陈陶在《陇西行》说：“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阵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经过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胡兵之乱后，全国大半人口死去，随后是长达百年的下坡路，藩镇割据是连黄老古社都无可奈何的大问题。在公元799年春，驻扎在开封和汝南的军队叛乱，朝廷被迫去镇压，中原大地再次成为战祸中心，还阻断了江南粮食物资运往关中，引发以长安为中心的大范围饥荒。白居易是这场战乱和饥荒的过来人，作《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朝廷好不容易解决了朱泚和吴元济等几场叛乱，主要是缺乏扩张性的河北三镇（魏博镇、成德镇、卢龙镇）时叛时降，直到赢姓流氓起义军踏遍大半个神州，唐朝彻底崩溃。黄巢在江南、荆楚、岭南和中原等处大肆屠戮后，进入关中屠城和称帝，建立黄齐政权，因统治无方而保不住。退到中原围攻有古社人物坚守的陈州，久攻不下，大怒，若不打下不得泄恨，放纵士兵到处抓人剁碎为食，数百万无辜的血肉成了军粮。

　　秦宗权为黄巢部下，在黄巢死后继续为祸中原。古社史官记载，他率领的蔡州军团同样抓人烹食，把吃不完的尸体腌起来，“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本来分封给妫姓的陈地，分封给姬姓的蔡地，都在淮河北岸，而陈氏和蔡氏本是最密切的邻居，因为不同姓而世代通婚交流基因。但到了晚唐，陈州和蔡州竟成为赢姓邪恶头子蹂躏的旋涡中心。黄巢和秦宗权，完全不同于李唐家和后来的赵宋家那么正常有道，是赢姓的恶性支派。出自黄宗权部的马殷，后来占据湖南，保境安民，以建设为中心，可谓赢姓中的良性一支。

　　平定黄巢和黄宗权的流氓浩劫，朱温有很大功劳，并崛起为华北头号军阀，后来代唐建梁，晚年荒淫无度。其次子弑父篡位，同样荒淫无度，引发民怨。朱温第三子同古社合作，夺位后却疏远古社背景的人物，在同以李存勖为首的沙坨异族势力的斗争中接连败退，以至于不能守住汉人江山。以晋阳为策源地，随后沙坨三大王朝先后登场，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欧阳修是五代十国历史的主编，总结道：“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

　　在古社支持下，汉姓的郭威结束了这种局面，在华北建立后周政权，与其继承人柴荣都励精图治，起到很大效果，只可惜都不长命，也没有秦皇汉武那么著名。赵氏兄弟继承郭柴的事业，并一统汉地，结束了自晚唐来长达百年的分崩离析的局面。神州再次达到“尧天舜日”，正如赵匡胤曾写的一首诗那样，“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见宋代人陈岩的《庚溪诗话》）

　　有人批评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权力，视之为篡位和缺德。然而，偌大的神州不能靠一个儿童和一个妇人去统治，尤其是在晚唐五代那种军阀混战的乱世。赵赵匡胤“黄袍加身”，是后周官兵广泛支持的，如果不接受，会有第二个武将夺位，而自己也会有杀身之祸。赵获得权力后，从物质和礼节上都善待后周王室，并下令世代沿袭下去，在偏好对“前朝遗孽”必须“斩草除根”的神州王朝历史中算是仁义了。从安史之乱起近两百年动荡，其最大原因是各地军阀掌握着各项大权而不服从朝廷，赵匡胤则“崇文抑武”、以和平建设取代拥兵攻伐，通过“杯酒释兵权”等巧妙手段，和平解决战祸问题。

　　宋朝最初五位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都热衷黄老道家学说，开明谦恭，垂拱而治，与大臣、百姓的关系处理很好。宋太祖赵匡胤曾到山中与道家人物陈抟下棋，并请他担任宰相，他说当今天下已太平无需自己出山，还将古社的建言传达给大宋天子。太祖有次弹雀正玩得开心，却被某官员上奏一件小事给打断，就不高兴地说了几句，对方回嘴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太祖为一介武夫，拿起东西扔过去，将对方两颗牙打落了，看见对方捡起来放进怀中，就问：“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方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太祖想到史官掌握的古社，随即满脸笑容地赔不是，还奖赏对方。有位大臣在宋太祖设宴时醉酒喧哗，说着思念前朝皇帝的话，太祖则命人扶他去休息，第二天还放下架子说自己曾与他同朝为臣，知道他只是个书生。

　　宋朝出了特别多的名臣，道德高尚，尽职尽责，富于圣贤人格。王禹稱有诗句说：“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李沆几乎总是跟宋真宗说各地水旱灾害、盗贼横向等问题，有人问为什么总报告忧讯而不多说些喜讯，李沆则说：“仁主岂可一日不知忧惧，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范仲淹在其散文名篇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昪为古社背景的人物，曾官至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与韩琦支持英宗继位。富于反朴归真的道家品格，不贪婪荣华富贵，留下两首词，其中一首《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黄老古社、士大夫和宋朝皇帝，一起进行制度探索，保障众人能大胆提意见和建议，小心翼翼地设计和试验，对于不善有害之处想办法改良。为此，宋太祖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宋太宗时，某县有个小官上书说后妃太多，太宗则表示：“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尔。”有人说要以“妄言”去抓这人，太宗则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宋朝人普遍关心和热衷探讨社会问题，例如，“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

　　对于当时状况，有句话这样点评，“容受风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田锡曾批宋真宗：“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辜负百姓也。”仁宗朝的包拯能屡次直言进谏，大声说话连口水都飞溅到仁宗身上，而仁宗只用手挡一下，对包拯的话表示赞同。如果仁宗不宽仁，百姓热爱的包青天早被以大不敬的罪名给治死。方庭实直接对宋高宗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还有多位大臣对宋朝不同皇帝说了类似的话，但都安然无恙。需要强调，没有安全保障和自由保障，没部分权力让渡给大臣，一切都是空谈，集体智慧、或说大臣话语权和才智参与度，都无从谈起。南宋的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

　　宋朝比较像西洋民主国家，相对神州其他朝代具有较多的现代色彩，例如社会契约、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分权制衡、民主法治、遵守程序等特征，尽管没能摆脱以宗法集体主义君主专制为基调的神州文明框架。期间不止一次遇到挫折和传统习惯的抵制，商韩法家主张者着力去破坏这些反常特性，和急功近利的王安石一拍即合。有诗为证：“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这样说，是对商鞅那套有误解，还用了商韩法家那条路径，侧重权力命令，而不顾宋朝经济社会体系特别复杂的具体情况。宋朝很多名人或贤人都骂王安石，主要因为他主持的变法破坏了宋朝立国百年所形成的“氛围场”。此后，大臣必须站队，要么新党要么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政治社会严重断裂，北宋灭亡与此关系很大。到了南宋时期也未能很好地恢复原样，泄过气的小球真的不好，不过宋朝政制还是值得赞赏。（陈验安在2019年2月22日注：参看罗辑思维124期《君臣一局棋》、126期《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宋朝“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实质说共同执政、集体负责、群力群为、不允许独揽政务和乾坤专断，这是契约、原则和程序。宋朝人认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皇帝发诏书，要由代表那届政府意见的中书舍人起草，皇帝批准后必须经过宰相副署，“口含天宪”在这道程序面前是行不通的。宋朝建立第四年，由于三位宰相都辞职了，宋太祖任命赵普为新宰相，只因没有宰相副署，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说：“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找到领宰相官衔的开封府尹由他副署，任命赵普的诏书才生效。

　　君主如果扩张权力，越级管控，干预大臣们各自负责的事情，违反原则，不走程序，大臣们则会群起抗议。宋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这样定会被国人夸赞为勤政的好皇帝，但当时的名臣富弼认为：“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富弼又对宋神宗说，“多出亲批（政务），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宋神宗下令斩杀某官，宰相在第二天说这事“臣以为不妥”。神宗问为什么。宰相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始破例。”神宗于是说要流放那官，副宰相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为什么，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副宰相回道：“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像现代西洋国家那种权力制衡。宋朝政治确实是这样运作的，并且起到多方面很好的影响，避免很多弊端。宋孝宗面对好友赵鄂跑官，无奈地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同时又说：“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就去找他的恩家葛中书，对方却拒绝道：“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宋光宗面对关系好的人跑官，也无奈地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谢深甫和楼钥在朝廷供职，具有人事任免权（这是可捞油水的肥差），都公正无私，严格要求走程序，禁止私托，哪怕是出自天子的私旨。

　　在宋朝，宰相府掌握行政权，台谏机构掌握监督权，两权分开，两大机构相互独立；宰相组建政府班子，表现如何、是否违规，台谏都要监督和问责，所以宰相府实际上是责任内阁。台谏对内阁，“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也就是说，台谏有着巨大的监督权，给内阁造成很大压力，谁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追究责任，很可能会下台换届，让贤能之人来组阁。君主作为天子元首，自然不能被问责也不能下台，但要让渡相应权力给宰相和台谏，自己方可处于超然地位，同时也不用玩弄帝王权术即可平衡各方、维持朝纲。在实践中，宋朝有许多届内阁因为被问责而垮台，例如仁宗朝的宰相陈执中，因为处理不好“河决民流，灾异数见”的问题，还“延接卜相术士”，被问责而辞职。后来又当上宰相，因为家里有位女仆死亡，在台谏弹劾下再次辞职。

　　再说法律，修敕局是负责立法的机构，里面多名专业官员，每当要制定法律，就共同商议，还让各地民众讨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交给地方官府再送达修敕局，提意见者还有望“量事酬赏，或随材录用”，或“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新法整理出来通过皇帝同意而颁发，但民众还可以提意见和请求修订。多让民众参与，可谓宋朝各类立法的一大特色。例如《宋史·陈恕传》记载，陈恕在宋初掌管财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厉害。”再如，到了宋神宗时，“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贩屠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

　　在司法方面，“宋朝的法律明确规定：一、州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二、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法院的司法审判，州县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州县不得承受，一面依条施行’；三、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四、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中书咨禀’。”“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监司见得（州县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尽，即别行按劾。’上级法司与监察部门可以紧紧盯着司法，发现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错判，可以弹劾，但不可以指挥法官如何审判。”（出自宋史专家吴构的文章，下段括号文字出处同）

　　在法理方面，以一千年前汉文帝御驾被惊动的那单案为例，“宋代的学者、法官……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宋代的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在这里，陆九渊阐发了他对‘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法官，不仅要据法决断，也当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审查法条。这些法理蕴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记录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饱学的法官给予发现、阐述。显然，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义制订出来的法条，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为善法。这样，既能够保持司法之独立，也可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

　　宋朝在文艺复兴之前最富有资本主义和大航海之特征的时代，是中世纪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度，已形成经济金融、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福利保障、自由人权、海外贸易等的现代雏形。就说科技，西洋的李约瑟说：宋朝是神州科技史上的黄金时代，《梦溪笔谈》为神州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尖底造型、龙骨结构、船尾舵、水密仓、指南针、活字印刷、多种火器（例如突火枪即金属管枪的前身），全都在宋朝得以发明、改进或推广。北宋时绘出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使契丹图》、南宋时写出世界上第一本法医专著《洗医录》。后面的明清基本上都是在吃宋朝科技的老本。

　　宋朝发生了经济革命，城市化率、经济增长率、社会分工程度都相当之高，工商业城市在自古就重农抑商的神州大地上大量涌现，经济规模是唐朝鼎盛时的四倍之多，GDP长期占据全球的50%。在陶瓷、丝绸、造船、采矿、钢铁等行业都出现了“大生产”。北宋中期一年产钢12万吨，而七百年后不列颠开始工业革命时，一年产钢也就7万吨。金融业也堪称前卫发达，北宋时发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还滥发纸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朝廷采取控制发行和回收劣币的方式应对。

　　当时的文艺作品例如《清明上河图》即反映出宋朝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华景象。北宋词人柳永在《望海潮 东南形胜》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北宋散文家曾巩在其名篇《道山亭记》写到闽地沿海一小块平原：“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

　　西洋学者一般很推崇宋朝，例如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有学者计算，宋朝人均GDP达到400多美元。换言之，宋亡后神州直到旧世纪末才超过这个人均水平。

　　达到这样高度最关键是靠开明和开放，宋朝自始至终都严令保护做小本买卖和进出口的群体利益，“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北宋和契丹维持了一百多年的贸易与和平，南宋和金国也长期和平，不用像明朝那样，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频频扰边，到处突击劫掠百姓。所谓的岁币，只是宋朝税收很小一部分，而且通过贸易不但拿回本，还大赚。宋朝对辽国和西夏贸易，就像西洋发达国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谁的产品高端，自然谁获得暴利。如果打仗，开支非常巨大，就像汉武帝派兵打匈奴，想尽办法搜刮全国民财，还大规模地卖官鬻爵，因为要大量粮食和武器装备供应，要给数以万计的士兵或其家属大笔安抚费，要重重赏赐有功将士，要供养起投降的匈奴人尤其是其贵族。注意，辽国人口是当年匈奴的许多倍。北宋宰相王旦说：“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宋朝为经济文化活动提供宽松环境，为政治社会提供自由空间，例如允许百姓自由结社和集会，而不担心造反。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人口都过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放在汉唐，这么多人口早就“内爆”了，承受力上限是六七千万人口。因为人口太多，宋朝必须设立大批官吏管理民众，还将大批流民招进军队，这样造成“冗官冗兵冗费”的严峻局面。其中军费开支过于庞大，宋神宗惊呼：“穷吾国者，兵也。”然而，北宋和南宋都是灭亡于外族入侵，而秦、汉、隋、唐、明这些大一统帝国全都灭亡于同胞起义。民众一直忠于宋朝，原因有多方面，其中给民众松绑，大家有充足的自由和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靠勤劳以养家是没问题的。工商业税大幅超过农业税，直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寻租环节。制度建设和政治生态比较好，“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厉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

　　神州古典文化是在宋朝达到全盛顶峰状态，尤其是在范仲淹、柳永、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周敦颐、王安石、曾巩、二晏父子、三苏父子、二程兄弟、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陈与义所生活的那段连续时期，即从宋仁宗朝到绍兴年间。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表示：“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提出隋唐关陇集团一说的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030年：欧阳修和石介均及第，欧阳修入钱惟演幕府，与梅尧臣定交。1030—1057：欧阳修反对太学体，石介反对西昆体，晏殊、柳永创作婉约词。范仲淹忧国忧民。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1057年：欧阳修和梅尧臣主考，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和程灏同年中进士。1057—1084：古文运动极盛。苏轼写出赤壁名篇和天下第三行书。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北宋五子开展学术活动。1084年：《资治通鉴》编成，苏轼离开黄州，李清照生。1084—1102：苏门四学士。周邦彦的格律词派。北宋三大书法家。《梦溪笔谈》成书。1102—1127：江西诗派活跃。李清照早年填词。宋徽宗精于书画。张泽端创作《清明上河图》。到了南宋，出现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朱淑真、辛弃疾、姜夔等文学大师，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也再创文学高峰。后世评论：“宋妇人能文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

　　苏东坡和李清照，分别是神州最闪亮的男巨星和女巨星，诗、词、韵文、散文，样样都得，千古第一。两人都出自宋朝，不出自汉朝也不出自唐朝。明清时期虽有些女作家，但不见那种精神气质水平（例如李清照的“星河欲转千帆舞”那首词的瑰丽和豪放），因为全社会过分歧视妇女，三纲五常发挥到了极致。晚清出了个秋瑾，但她深受西洋启蒙思想影响而积极反对封建奴化，这恰恰是对作为明清主流文化的程朱理学和裹脚习俗等的最大反动。金国文化实际上是北宋文化的继承者，属于神州范畴而南宋作为当时正统，那么金国文学不能称为“宋朝文学”也应该归入“宋代文学”。金国的豪放词和婉约词，本质上即为宋词。

　　金国完颜亮的《念奴娇》：“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珍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戌幕。貔虎豪雄，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这是豪迈奔放、雄奇壮阔的咏雪词，比伟人的沁园春早了多个世纪。网上起了争论，或说前者更好，或说后者更有水平。不管怎样，都比不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即使再风流、再大权势，不用多久也被自然力量冲刷掉。辛弃疾词亦曰：“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再看婉约词，非真情实感写不好，如果是喜新忘旧的渣男最好不要去写。北宋周邦彦的《过秦楼》：“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这词可谓至情至性、意境超绝，而顿挫生姿、峰回路转，不是单线条、直线型。金国元好问的《摸鱼儿》也如此：“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宋朝杂剧，可谓讽喻诙谐类文学的高峰，表演精彩，市场广阔，例如常在皇宫上演，讽刺“龌龊无能”的庸官和“诛求刻剥、猥迹万状”的贪官、拿王安石和秦桧等宰相开刷、哀告不良政策导致百姓“受无量苦”。在宋朝，出版产业和新闻产业一般不受官府干预，蓬勃发展，信息量大，简直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两样。例如，“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

　　特别提下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一代名臣兼文坛宗师欧阳修和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主持进士考试，三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三）和两名理学家（北宋五子之二）同时登科及第。这年科举堪称神州文化史上的佳话，是宋朝黄金时代的标志。其中一名散文家（后来号东坡）以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夺得进士第二名，该文探讨法律精神和生命价值，对黄老学派注重的礼法关系发表深刻见解，为大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政模式而不是君主用恐怖手段治吏、用严刑峻法牧民的极权模式增加舆论影响。注意，这位散文家和他家人都不是古社人物。神州历史上不是有名人都与古社有关，仅仅是张氏、陈氏和司马氏的名人或不留名之人稍多些为古社人物，或有古社背景，例如唐朝时默默为《史记》做注的司马贞和张守节。

　　不少人嫌弃北宋领土太小，而南宋偏安一隅。在古代一般都认为北宋是大一统王朝，北宋统治了90%以上的汉地和95%以上的汉人，而南宋统治的汉地和汉人也超过50%和60%，经济规模则是盛唐的几倍。如果要严格地定义，那么西汉祖孙三代都没能统一华夏，例如岭南地区（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始终独立在外，仅在名义上向汉高祖、汉文帝和汉景帝称臣。到汉武帝统治中后期，才将两广的南越、浙闽的一些越族、云南的古滇国、辽东部分地带等陆陆续续地真正收回。这样算，西汉国祚为208年左右，但有将近100年里不是大一统。唐朝也没有统一云南，唐朝和明朝的末期，边疆的领土龟缩得不成样子，所统治的汉地千疮百孔。

　　中晚唐丢掉了北方边疆尤其是长城和草原良马产地，到了宋朝时不仅直接暴露在几个在马背上的异族面前，还没有像样的战马，常常是步兵对骑兵。由于唐朝高度开放和文明融合，北方异族学会了农耕和汉制等，成为既有农耕民族长处又有游牧民族机动性的半农半牧的国族。当年高句丽就是这样的，隋唐帝国经过几代人征伐、花费巨大成本才折服对手。党项族从唐末就在神州西北活动，是以一个战斗民族起家的，后来建立西夏，武器制造特别精良，在亚洲中部和西部都闻名。吐蕃也一直强盛，把唐军几次大败，后来也威胁着宋朝。蒙古更不用说了，是古代游牧民族变态战力的最高代表，几乎要征服旧大陆。

　　南宋和南明是可以比较的，同样是偏安，也同样面对女真民族。南宋能坚持一个多世纪，后来单独抵抗蒙元也长达40年，将蒙古跨洲统一帝国极盛时的蒙哥汗给射杀了，导致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帝国解体。南明挺不过20年，而且领土一直退缩到夷州小岛或滇黔边陲，南宋始终牢牢掌握着汉地半壁江山。其实，评价一个王朝，应该综合来看，疆域即使再重要，也只是一个方面。在宋朝，方腊起义很快被平定，宋江起义几乎是野史家和小说家虚构的，正史受此影响而用寥寥数语提到它。北宋和南宋都不是灭亡于本国同胞起义，这说明宋朝三百多年一直得民心。南宋单靠宁波、泉州、广州这三处港口的税收，达到250万贯铜钱，仅比明朝鼎盛时全国税收少一点。南宋商船去到地中海的多个港口，仅凭商家力量就比两百年后全国财政打造出来的郑和船队走得远。明朝朝贡贸易是走不远的，朱棣死时，国库即相当空虚，明朝没那么多钱到处撒了。

　　开疆拓土、版图大、万邦来朝，不代表就是经济健康、社会开明、民生到位、文化繁荣。这里存在一个组合或结构的问题，如果经济很不健康、社会很不开明、民生很不到位，那么越是开疆拓土，邪恶和苦难就传播得越广。沙皇俄国和公社同盟，疆域比任何一个汉姓朝代都要大，但就是农奴制，而公社同盟的农民，比沙俄时代的农奴也好不了多少，还要按计划指令过着很不自由的单调生活。沙俄是粮食出口国，公社同盟则要从西洋进口粮食以缓解饥荒，为此还两度用数百吨黄金去支付。雅利安没有多少领土，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吊打沙俄或公社同盟，问题是多线作战，自身能源资源严重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已将沙俄打败，让其割地赔款。沙俄老大帝国也被很晚才开放和工业化的东瀛小岛国给打败。进入新世纪，俄国严重依赖油气资源出口，国内民生工业不行，经济总量还与南粤区相当，或被面积刚好10万km?的南高丽超过。